1950年11月，匪首余大柱子带领近千人倾巢而出，把解放军的一个排包围了。激战中，除妇女主任、排长等8人被俘外，其余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
1946年的依兰甚至发生过县城遭匪袭击的严重事件。公开党史材料记载，当时萝北、依兰曾先后受到土匪攻击，人员被杀，地方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扩大剿匪力量，把骑兵、步兵和地方工作力量结合起来，开始大规模清剿。
但大股土匪被打掉，并不意味着零散残部第二天就全部消失。山林战争最大的麻烦，是人可以化整为零。几十个人把枪埋起来，钻进密林，过一阵又能重新纠集。尤其到了基层推进土改、恢复生产、建立地方组织的时候，这些残余武装最喜欢攻击的，往往不是大部队，而是人数少、行动路线相对固定的工作队。
余大柱子这类人物如果放进这个背景里看，就容易理解了。按照现有流传材料，他原先与依兰地方旧政权系统有关，后来带人钻入山区活动。关于其具体身份、部众人数以及若干极端犯罪细节，目前公开权威史料仍不充分，但依兰一带长期存在残匪活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是有可靠材料支持的。
1950年11月那次遭遇的危险，也正来自这种不对称。一个排护送基层工作人员进村，人数不多，任务重点还是开展地方工作，并非主动寻找大股敌人决战。对土匪来说，这样的目标却很诱人：只要提前得到路线，把兵力集中在狭窄山路或者林区，就能制造局部上的绝对优势。
山地作战怕的从来不只是敌人多，更怕视野被遮断。几十名战士一旦在林地里被多个方向包围，机动空间迅速缩小，通信和补给也很难保证。近千人与一个排之间巨大的数量差距，本身就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场公平交锋。能够坚持抵抗，本身已经说明当时基层部队面对的是怎样的险境。
这样的损失也会迅速改变后续剿匪方式。合江地区此前积累下来的经验，就是不能只靠大部队漫山遍野寻找目标，而要堵渡口、控制道路、切断粮源，再派小分队连续追击。贺晋年指挥部队时，就曾把老爷岭区域划片控制，在土匪常走的通道设置力量，同时派精干分队深入山林搜索。
为什么这一套办法有效？因为土匪看起来躲在山里，实际上一天都离不开村庄。枪要保养，人要吃饭，伤员要找药，还需要有人报信。只要基层群众愿意给剿匪部队带路、报告密营、指出藏粮地点，土匪就会从“熟悉地形的一方”变成到处被盯着的一方。
1946年抓捕谢文东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剿匪部队没有跟在他身后无休止地乱追，而是判断他可能渡过牡丹江，在重要渡口提前设伏。1946年11月20日，谢文东在依兰县牡丹江边附近被捕，其原有数百部众已经在连续打击下瓦解。
这个经验到了1950年前后依然有价值。对付残匪，真正要争夺的是基层。谁掌握村屯信息，谁控制山口、渡口和粮食来源，谁就占主动。单看武器，藏在山里的匪徒并不一定弱；可一旦群众不再替他们隐瞒行踪，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会迅速缩小。
因此，余大柱子带近千人围攻一个排，看起来是土匪一时占了便宜，实际上更像垂死残余的一次集中冒险。正规战场上，他们根本不敢同解放军主力硬碰，只能寻找人数少、远离主力的基层队伍下手。这种作战方式本身，就说明他们已经没有能力重新控制县城和交通干线。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1946年合江匪患最严重时，“四大旗杆”可以直接攻击县城，甚至一度威胁大片地区。到了1950年前后，残匪如果还要靠伏击几十人的工作队制造影响，两者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短期造成伤亡，并不能改变其活动空间不断萎缩的趋势。
中国历史上清理地方割据武装，难点往往都不在第一次军事胜利，而在后面的基层治理。军队打下一座城很快，让道路重新安全、干部敢进村、农民敢下地、商贩敢走夜路，需要更长时间。东北剿匪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而不是只有几场传奇式的山林枪战。
对于那些依靠抢掠、绑架甚至杀害群众维持组织的武装，也没有必要套上一层所谓“绿林英雄”的外衣。无论它们使用什么旗号，只要靠武力胁迫村民、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就站在普通百姓生活的对立面。中国人今天看这段历史，立场应当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