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上午，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对副司令覃异之说："据保密局方面的情报，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有通共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王晏清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会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
 
为什么要格外小心？王晏清不是普通军官，他是黄埔六期出身，后来又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五期，在国民党嫡系部队里任职多年。1948年底，他刚接替赵霞，成为97师师长。
 
这个师驻守南京外围的板桥、江宁一带，原本承担首都警卫任务，手里有几千名官兵，位置紧挨江防。这样一支部队的师长如果真的倒向对岸，影响显然不只是一个人的去留。
 
覃异之听完后，心里也犯了嘀咕。保密局拿出的依据并不算硬，只有一封寄给王晏清的信，里面夹着反战宣传单，还有几句暗示他选择光明的话。信件被邮检部门截获后，立刻送到了保密局。
 
问题在于，信上没有直接写明王晏清参加了地下组织，也没有留下明确证据。可当时南京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长江北岸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城里不少人忙着往上海转移，军政人员各自谋划退路，一封可疑信件，也足以让保密局警铃大作。
 
事情的真正背景，藏在王晏清的亲属关系里。
 
他的舅父邓昊明是农工民主党成员，长期反对蒋介石，并且和南京地下组织保持联系。1949年2月，邓昊明受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委托，派人与王晏清见面，劝他脱离国民党阵营。
 
王晏清并不是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他也曾犹豫，毕竟自己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但眼看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长江防线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上已经缺乏战斗信心，再想到手下几千名官兵可能被推上战场，他最终选择另走一条路。
 
到了3月中旬，他和中共地下党代表陆平商定了行动计划，准备等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让97师在南京正面转向，控制江防阵地，接应大军过江。
 
计划还没有发动，情报却先出了问题。那封信被截获，王晏清的处境随即变得危险。张耀明为什么没有立刻把他送进军法处？说到底，还是担心抓错人。
 
3月24日上午，王晏清穿着黄呢军装，准时来到南京卫戍总部。张耀明直接问他有没有通共，王晏清当场否认，称自己长期和共产党作战，不可能做这种事，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栽赃，想制造内部混乱。
 
张耀明随即把那封信摆到桌上，让他解释。王晏清看了一眼，心里当然清楚信从哪里来，但信封上只有收信人姓名，没有寄信人的信息。他便表示自己没有见过这封信，如果有人暗中寄来，只能说明有人别有用心。
 
这番说辞没有消除怀疑。张耀明命人下了他的手枪，把他暂时扣在办公室，随后打电话向国防部长何应钦请示。得到的答复很明确，先扣押，再移交军法处审讯。
 
这个建议看起来给了王晏清一次机会，实际上也给了他最后几个小时。
 
张耀明最后同意放人，但要求他天黑前回总部，不准离开南京。王晏清走出大楼后，立刻明白，自己如果晚上再次回来，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老虎桥监狱。
 
轿车驶出中山门后，马上加速赶往江宁师部。回到驻地，他召集参谋长和几名亲信团长，把总部谈话经过简要说明，随后决定提前行动。
 
原本计划等渡江战役正式开始，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等了。当天深夜，师部、289团以及290团一部紧急集合，部队以到江北执行军务为名，连夜向江边移动。
 
他们开始寻找船只，分批渡江。南京卫戍总部很快得到消息，张耀明随即派飞机沿江轰炸，同时调兵追赶拦截。混乱中，297团和290团部分官兵因为担心遭到追究，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
 
最后真正渡江的，并不是97师全师，而是以师部直属队和289团为主的一千余人。天亮前，这支队伍抵达长江北岸，并被解放军接应进入解放区。
 
人数没有达到原先设想，行动也谈不上完整成功，可这件事造成的震动却远大于一千多人本身。97师是南京城防体系中的重要部队，师长在战事真正打响前带队转向，等于公开说明南京内部已经有人不愿再为这场战争继续卖命。
 
这和北平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1949年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军队改编和城市接管通过谈判推进。南京没有等来同样的安排，城防部队内部的选择，更多是在高压、猜疑和仓促中完成。
 
所以，王晏清这次行动的意义，不能只看成一次部队渡江。它暴露出一个现实，命令还能传下去，军队却未必还愿意按照命令走到底。
 
更有意思的是，覃异之当时为了稳住局面，替王晏清争取了回师部的机会。几个月后，他本人也脱离国民党阵营，并于1949年8月在香港宣布起义。一个是被密报推到悬崖边后提前行动，一个是从劝阻和观望走向最终转变，路径不同，结果却指向同一个方向。
 
南京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城门、军营和指挥系统看上去都没有改变。可从3月24日夜里开始，真正决定这座城市命运的，已经不只是江面上的兵力对比，还有军官和士兵究竟愿不愿意继续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