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的“恐吓政治”或许终于要结束了】

[1941年1月6日,富兰克林提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四大自由，但是，现实中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重复“狼来了”的恐吓，成为美式民主治国和党争的惯常手段，从“敌对国家”到非法移民，不一而足，其原因是没有责任，反而为甩锅做了铺垫，骗得一波是一波，如此周而复始，被各种势力恐吓成了常态。只要美式民主还在，这种恐惧政治就永远结束不了。]

（国会山报）在共和党中期大会上的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宣称，今年这批民主党候选人“极端”——如果他们掌权，就会“从我们胸膛里掏出”国家的“心脏”。

他的演讲如此充满敌意，以至于次日早晨，阿尔·夏普顿牧师在《晨间乔》节目中呼吁同事们手拉手，并祈求神明介入，以安抚这位心神不宁的参议员。

斯科特并非唯一向特朗普支持者宣扬“火与硫磺”的人。特朗普总统“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告诉支持者，民主党人是“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该党已被“疯狂的疯子和激进分子”所接管。

煽动恐惧是一种老套路。多年前，政治分化术的高手理查德·尼克松曾说：“人们对恐惧做出反应，而不是对爱。主日学校里虽不教这个，但这是事实。”

近40年来，美国人一直对恐惧政治做出反应。1992年，57%的选民表示比尔·克林顿当选让他们感到“担忧”或“恐惧”。2000年乔治·W·布什胜选后，超过半数选民表达了同样的情绪；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胜选后，24%的选民有同样感受；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57%的选民同样感到不安。

如果美国人彼此恐惧，团结便无从谈起，成就也寥寥无几。乔治·W·布什曾承诺要做“团结者，而非分裂者”。奥巴马誓言，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乔·拜登则呼吁同胞们“摒弃尖锐言辞，缓和紧张气氛，重新相互理解，重新倾听彼此”。尽管他们初衷良好，但这些总统无一例外都未能实现国家的团结。

“恐惧政治”始于克林顿当选为首位“婴儿潮一代”总统之时。随着堕胎、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争议焦点，他重新点燃了文化战争。

奥巴马的胜选标志着一个崭新、多元文化的美国正在崛起。但选出首位非裔美国总统的喜悦很快消退。当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声称奥巴马出生于肯尼亚，并质疑他是否暗中皈依了伊斯兰教时，恐惧情绪便占据了上风。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人曾一度团结一致。但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团结变得遥不可及。

特朗普凭借“恐惧政治”如鱼得水。对他而言，这种恐惧针对的是“他者”——即移民和少数族裔——以及对曾经定义“美国梦”的经济繁荣正逐渐演变为噩梦般现实的恐惧。

面对民调支持率的下滑，特朗普重拾了共和党人很久以前曾极为有效地使用过的策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和中国崛起的恐惧使共和党在1952年至1988年间举行的10次总统大选中赢得了7次胜利。

但特朗普的恐惧政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引起共鸣。将民主党人贴上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丝毫无法缓解美国人在加油站亲眼所见、或在杂货店收据上看到的通货膨胀。

美国人并非心怀恐惧，而是单纯地感到精疲力尽。他们厌倦了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少数族裔遭到殴打或杀害，厌倦了预算紧缩到让家庭不得不选择在食物、汽油和医疗保健之间二选一，厌倦了那个只惠及富人、却伤害其他所有人的政府，也厌倦了特朗普政府每天带来的混乱。

选民的疲惫感正在为民主党创造在该党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获胜的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第11国会选区，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佩里科拉——他曾是我就读于天主教大学时的学生——承诺将捍卫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并以“常识”的方式治理政府。他的对手、共和党人乔·斯特拉达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承诺要“与特朗普站在一起”。这个曾是特朗普支持率领先7个百分点的铁票仓，如今已将政治分析师所称的“共和党铁票区”变成了竞争激烈的选区。

佩里科拉在发给我的邮件中指出，许多选民已对那些“回避棘手问题、出卖民众以谋取私利和捞取政治资本”的候选人感到厌倦。竞选团队分享的内部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仅相差1个百分点。

佩里科拉并非孤例。在那些长期被民主党人视为“无望”的选区中，其他候选人也正让共和党人面临数十年来首次真正的考验。随着民主党“蓝色浪潮”势头增强，它正威胁着演变成一场“海啸”。这种情况在政治中并不常见，但一旦海啸袭来，它将彻底颠覆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格局。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相互恐吓之后，美国人已感到厌倦，并渴望改变。历经漫长的演变，“特朗普秀”或许终于要落幕了。

——作者约翰·肯尼思·怀特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在Substack上发表文章。他与马修·R·克贝尔合著的最新著作名为《岌岌可危的民主：特朗普选举与美国政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