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揭露：蒋介石数次想要除掉卢汉，保密局却始终不敢动手
1949年12月9日晚，昆明卢汉公馆内，张群、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陆续到场。他们接到的通知，是商议云南局势。等人来齐后，警卫突然封锁现场，卢汉随即扣押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当晚通电宣布云南起义。
对沈醉来说，这一幕格外讽刺。几个月前，他还奉命研究如何对卢汉下手；几个月后，准备动手的人反而先被控制。那些已经摸过路线、算过兵力、讨论过时机的方案，最后全成了废纸。
沈醉晚年在回忆中提到，蒋介石曾多次考虑秘密除掉卢汉，有关指令通过保密局系统传到云南。命令看起来直接，真正落到昆明，却没人愿意轻易迈出最后一步。因为卢汉背后不是一座公馆，而是一张覆盖云南军政系统的关系网。
这张网，是多年形成的。1945年10月，龙云被解除在云南的军政权力，随后离开昆明。卢汉当时率第一方面军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结束受降任务后回滇，于1945年12月1日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选择卢汉接替龙云，既有拉拢的考虑，也有分化云南地方力量的用意。可卢汉毕竟出身滇军，在军中和地方上都有自己的根基。国民党方面不愿让他长期握有完整兵权，便把包括第六十军在内的滇军主力陆续调离云南，后来投入东北战场。
这番调动削弱了卢汉，却没有让他完全失去立足之地。正规滇军远离本省后，他转而整顿保安部队，继续掌握地方行政、警察和一部分武装力量。昆明许多军警的饭碗、人事升迁乃至家族关系，都同云南地方系统连在一起。
到了1949年，双方的猜疑已经摆到桌面上。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在华东、华中接连失去重要城市，西南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云南既能连接境外，又有山地作为屏障，一度被看作能够继续周旋的地方。
然而，蒋介石越想守住云南，就越不能放心卢汉。卢汉也明白，中央军不断接近云南，并不是单纯为了布防。一旦李弥、余程万等人的部队控制昆明，他这个省主席即使保留名义，手里的实际权力也会被逐步拿走。
1949年8月，龙云在香港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云南问题骤然紧张。重庆方面接连催卢汉前去见蒋介石，卢汉担心一去不回，多次借故拖延。与此同时，李弥第八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等部向云南方向运动，军事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
卢汉最终在9月6日飞往重庆。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没有立即扣押他，反而表现得颇为热情，还答应提供现款、武器，允许扩充云南地方部队。但这些好处不是白给的，卢汉必须整顿昆明，逮捕名单上的人员，关闭部分报馆和学校。
卢汉9月8日返回昆明，第二天便发生“九九整肃”。保密局人员参与搜捕，不少人被关押。毛人凤后来又到昆明活动，希望把卢汉进一步绑在国民党政权一边，不让他再有转身余地。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针对卢汉的秘密行动被摆上桌面。沈醉手下的人可以调查卢汉的日常行程，也能研究从公馆、办公室或途中下手。但这些办法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卢汉一旦出事，昆明由谁控制？
保密局擅长侦察、绑架和暗杀，却不能代替军队接管城市。它在昆明的人数有限，公开武装更无法同滇军抗衡。行动如果失败，卢汉只需一道命令，警察、宪兵和地方部队就能封锁交通，参与者很难逃出云南。
即使暗杀成功，危险也不会减少。卢汉在滇军中有长期影响，部下未必接受一个突然出现的继任者。群龙无首之下，有人可能报复保密局，有人可能抢占军火库，还有人可能带兵争夺昆明。局势一乱，最先暴露的仍是沈醉及其手下。
上面设想由李弥、余程万所部接管，但军队进城需要时间。暗杀发生到中央军完成布防之间，哪怕只空出半天，也足以引发冲突。沈醉看得很清楚：重庆可以发电报催促，毛人凤可以追问进度，真正承担后果的却是留在昆明的执行人员。
于是，每次命令压下来，云南方面就把困难一条条报上去。不是说目标找不到，也不是说武器没有准备，而是强调行动后的军政局面无法收拾。表面上仍在筹划，实际上一拖再拖，始终没有确定真正的动手时间。
蒋介石同样下不了彻底决心。他既想除去卢汉，又舍不得云南现有的统治框架。卢汉若继续服从，云南还能相对完整地为国民党所用；卢汉若突然被杀，整个地方系统可能立即翻转。暗杀与拉拢同时存在，恰好说明蒋介石已找不到稳妥办法。
1949年11月，贵阳和重庆相继解放，卢汉不再等待。他一边加紧与有关方面联系，一边稳住昆明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2月9日，他借开会之机先控制关键人物，随后宣布起义，把原本可能对准自己的行动力量抢先压住。
起义并不意味着云南立刻恢复平静。12月16日起，李弥、余程万所属部队向昆明发起进攻，战斗延续数日。起义部队守住昆明后，进攻部队撤离。1950年2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云南实现和平解放。
这场较量最终说明，秘密行动只能处理一个具体目标，无法替代对全局的掌控。蒋介石曾想用除掉卢汉的办法守住云南，可到1949年末，他对地方军队、行政体系和社会局势的控制已经明显松动。卢汉抓住的，正是这个越来越大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