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部队进城后，很多解放军干部纷纷成家，结婚生子。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很多军人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和条件，但都没有结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是无法结婚生子主要原因。战争结束后，生活安定了，干部们开始寻找适合的对象结婚了，大批军队女干部成了他们婚姻的首选。
很多军队大院的老照片里，都有一种很有年代感的画面：父亲穿军装，母亲年轻时也穿过军装，可等孩子真正记事以后，父亲仍在部队，母亲往往已经转业或者复员。
这并不是几个家庭偶然撞到一起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参加革命较早的军队干部确实集中进入婚龄甚至早已超过通常婚龄。过去不是他们一概“不愿意结婚”，而是战争状态下，个人生活很难按照普通社会的节奏展开。部队频繁转移，驻地不断变化，作战任务压在前面，加上军队内部对于干部结婚长期存在组织管理要求，很多人的婚事自然一拖再拖。
等到大规模战争告一段落，情况变了。
人还是原来那些人，生活环境却已经换了一套逻辑。以前考虑的是下一场战斗在哪里，部队什么时候出发，进入城市并逐步转向正规化建设以后，住房、家庭、配偶、子女这些过去不断后移的问题，开始真实地摆到干部面前。
于是，五十年代初一些部队出现干部集中结婚，并不难理解。
但把这件事解释成“男干部进城后终于有条件找对象了”，还是太简单。
更关键的一层，是他们日常能够接触到谁。
长期在部队生活的人，社会交往圈本就不大。尤其是那些十几岁、二十岁便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干部，几年甚至十几年都生活在军队体系之中。身边最熟悉的人，不是故乡邻里，也不是城市里的普通居民，而是一起工作、学习甚至经历过战争的同志。
女军人自然就在这个圈子里。
当时部队中的女性分布在医疗、通信、机要、宣传、文教、行政和后勤等多个岗位。她们并不是因为“适合嫁给干部”才进入部队，恰恰相反，其中很多人本身就参加革命多年，有自己的履历，也承担过实际工作。
男女双方如果来自相近的组织环境，生活习惯接近，对军队纪律和工作节奏也更加熟悉，组成家庭的概率自然会高。
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婚配规律。
所以，后来很多老干部家庭都是“双军人起家”，并不奇怪。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把其中的女性只写成“某某首长的妻子”。一旦这样写，她们此前当护士、报务员、文书或者机关干部的那段历史，就很容易被一句“后来成为家属”盖过去。
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大批家庭又出现了另一个变化。
丈夫继续服役，妻子脱下军装。
这同样不能简单解释为“结婚生孩子以后，女人都回家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争时期的庞大规模向正规化、现代化军队调整，多次进行精简整编。公开党史资料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队压缩非战斗人员过程中，有大量女军人复员、转业。也就是说，不少女同志身份的变化首先与军队编制调整有关，而后才与不同家庭的现实安排交织在一起。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婚姻制度本身也正在经历一次很深的变化。
195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旧婚姻制度，规定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并要求结婚必须由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干部集中结婚发生的年代，恰好也是新中国用法律重新确立婚姻规则的年代。1953年，政务院又在全国开展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和检查活动，推动新的婚姻观念进一步进入社会生活。
换句话说，当年的婚姻变化其实有两条线同时向前走。
一条发生在军队内部。
长期战争结束以后，一批此前没有建立家庭的干部开始进入稳定生活，军队里的女同志因为共同经历、工作接触以及生活环境接近，成为他们经常接触到的婚恋对象。
另一条发生在整个社会。
国家通过婚姻法明确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把婚姻从旧式家长包办、身份依附的框架里往外推。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变化远比今天的人容易想象得更深。
因此，那些五十年代形成的军人家庭，真正值得写的并不是“干部娶了女兵”这种表面故事，而是战争结束以后，一代人的生活秩序如何重新建立。
他们过去把结婚往后推，是因为部队随时可能转移，是因为明天在哪里都未必确定。后来能够安家，并不只是个人年龄到了，而是国家终于进入一个可以让千千万万人考虑日常生活的新阶段。
所以，军队大院里那种父亲长期服役、母亲年轻时也有一张戎装照的家庭，并不只是一个年代的婚姻趣闻。
它留下的是一个更朴素的历史切面。
仗打完以后，军人也要过日子。
而一个经历多年战争的国家，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结婚、孩子和柴米油盐，本身就是从战争走向和平建设最真实的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