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已经离休的开国上校黄汉基向组织打了报告，提出：“我要赴台探亲。”组织了解情况，予以特批，黄汉基辗转赴台，见到了垂垂老矣、卧床不起的老母亲。一见面，母亲哭着讲：“我的依基回来了。”

这个画面搁今天看，心里头还是会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一下。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顶着“开国上校”的身份，坐在母亲床边，被叫的还是小时候的乳名。“依基”这两个字从一位快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嘴里喊出来，什么军衔、什么立场、什么几十年的恩怨，全都被冲得稀碎。

要读懂这件事的分量，得先看黄汉基是谁。他是福州长乐人，叔祖父是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孙中山亲笔给他写过“公而忘私”。他父亲黄忠璟是海军上校，他弟弟黄汉翔在台湾海军里做到高级将领，蒋家父子都很信得过。黄汉基本人呢，1936年考进马尾海军学校，1938年跟十几个同学一起退学，靠两条腿走到延安去了。到了延安之后，他父亲知道那边日子苦，就一封一封地寄邮票，一张两角钱，能换一碗红烧肉，前前后后寄了一百多张。这些邮票全被黄汉基拿出来跟战友分了。你想想那个场景，一群年轻人围着一碗红烧肉，筷子伸进去的时候，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后来战事紧了，邮票寄不过来了，这父子俩的联系也就断了。

再往后，黄汉基在115师当作战科长，是罗荣桓、林彪手底下的人。他父亲去了台湾，弟弟在台湾海军里继续干。一家人就这么被一道海峡劈成了两半，谁也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是死是活。

这种故事在当年不是孤例。1987年台湾那边终于松口，开放探亲，红十字会门口人山人海，十万份申请表半个月抢光。那批人里头，大多数是像黄汉基父亲那样的老兵，或者像黄汉基母亲那样的家属。可黄汉基的情况特殊，他是共产党的上校，弟弟在国民党海军里当将军。这种家庭在两岸对峙的年代，两边都不好做人。他父亲当年寄邮票支持他去延安，这件事放在台湾那边，够他弟弟喝一壶的。黄汉基这边呢，台胞亲属的身份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所以1990年他打那份报告，心里头是悬着的。他不是普通台属，他是离休干部，是打过辽沈战役的人。组织上批不批，批了之后怎么走，走了之后对面怎么看他，全是未知数。那会儿两岸还没有“九二共识”，海基会要到当年年底才成立。台湾那边虽然开了探亲的口子，但对共产党这边过去的人，不可能没有猜忌。

可他去了。辗转赴台，具体怎么辗转的，史料里没写太细。大概是从大陆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台湾。坐在母亲床边的时候，距离他1938年离家去延安，已经过了五十二年。一个五十多年没见的儿子，和一个等了五十多年的母亲，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那段历史。

我觉得这件事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探亲”本身，而在于母亲那句“我的依基回来了”。“依基”是福州话里的称呼，是只有家里人才会叫的名字。黄汉基在外面是“黄上校”，是“作战科长”，是“离休干部”。可在他妈面前，他就是“依基”。这个称呼把时间折叠了，仿佛那五十二年不存在，仿佛他还是那个从马尾海校退学跑掉的少年。

批判性地看，这件事也暴露出一个很残酷的问题：政治把人分成两岸，可血缘不认这个账。黄汉基一家子，海军世家，出过民国海军部长，也出过共产党的上校。他们家的餐桌如果摆起来，能坐下一桌子的将校，可这桌人几十年凑不齐。组织上特批他去探亲，说明大陆这边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经想明白了一件事：越是这种家庭，越要让他们见面。见面了，人心就回来了。不见面，那才真的什么都断了。1988年台湾来大陆探亲的有四十五万人，1989年涨到五十五万。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个“依基”和多少碗红烧肉的故事。

黄汉基还算幸运的。他母亲活到了他来的那一天。多少人的母亲没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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