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国少将向中央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想回家当农民！”中央无奈，只好同意他的请求，谁曾想他却给中央带来一个惊喜！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一千多位开国将帅里，甘祖昌绝对是最“另类”的一个，别人盼着在岗位上多做贡献，他却连着三次给中央打报告，说自己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非要回江西老家当农民，组织上多次挽留，总政治部领导亲自劝说都没用，最后只能无奈批准。

当时不少人私下议论，说将军回乡肯定是衣锦还乡、享清福去了，可谁也没想到，甘祖昌这一去，不是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而是在山沟沟里，干出了一件又一件让老百姓记一辈子的事。

很多人不知道，早在辞官之前，甘祖昌就干过一件“自降身价”的事，1952年新疆军区干部评级，后勤部给他评了师级，他一看就觉得高了，当场就给上级打报告，说自己一直干后勤，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评个团级甚至营级就够了。

结果组织上复审履历，认为甘祖昌在解放新疆、保障十万大军粮草补给的过程里功劳极大，不仅没降，反而给他调成了准军级，1955年授衔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还荣获三枚二级勋章。

对很多人来说，官位是身份、是待遇，可在甘祖昌眼里，职位从来都是“干事的担子”，挑不动了就主动让出来，这不是退步是共产党人最朴素的清醒。

早在1952年，甘祖昌外出视察时车子坠河，头部重重撞在车厢上，落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动不动就突然晕倒，根本没法正常工作，按说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在岗位上休养，拿着将军待遇安心养病。

可甘祖昌坐不住，他总觉得：占着领导的位置，却干不了领导的活，这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于是他先后两次递交辞呈，都被组织打了回来，直到1957年第三次申请，又当面跟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说清情况，才终于获批回乡。

1957年夏天，甘祖昌带着一家十四口人从新疆出发，回江西莲花县沿背村，他的行李简单得让人吃惊：三个木箱装衣物，剩下的全是竹笼，里面装着六头约克猪、十五对安哥拉兔和十五只来航鸡，他是带着良种回来的，一早就打定主意，要带着乡亲们搞生产。

刚回村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有人凑过来问：“将军，您放着大城市的福不享，回我们这穷山沟干啥，”甘祖昌笑着说：“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离不开这片土地。”

说是当农民，甘祖昌可不是随便种种，别人回乡是“荣归故里”，甘祖昌是“转场作战”，他把打仗那股攻坚克难的劲儿，全用在了治山治水上；把管后勤精打细算的本事，全用在了发展生产上。

对甘祖昌来说，脱下军装不代表退役，只是战场从戈壁换到了山村，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孩子们上山拾粪，手把手教大家分辨肥料的好坏，村里人打趣说“将军怎么还干这个”，他就笑着回应：“当农民就得从拾粪做起，粪多粮才能多。”

没过多久，甘祖昌就带着全家开垦屋后的虎形山荒地，村里人都说那地方土太薄，种不出东西，他就把南泥湾大生产时深翻保水的经验搬过来，带着一家人干了一整个冬天，挖断了七八把锄头，硬是把荒坡改成了梯田。

第二年遇上大旱，甘祖昌又领着大家挖渠引水，把山脚的水引上了山，几年下来荒山野岭变成了果园，粮食亩产从一百五十多公斤涨到了三百五十多公斤，翻了一倍还多。

甘祖昌心里清楚，只种好自己的地不算本事，得让全村人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他发现村里年年吃救济粮，根子就在水利不行，可修水库要钱，公社根本拿不出来，想来想去，他盯上了村里一座停产的峙垅煤矿。

甘祖昌跟公社书记合计：把煤矿重新开起来，赚的钱全部用来修水利，就这样停产的煤矿复了产，两年就赚了二十多万，刚好凑够了修浆山水库的钱，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带着乡亲们前后建起了三座水库、四座小水电站，修了二十五公里水渠、三条公路和十几座桥梁，不仅解决了灌溉问题，还让山里通了电、通了路。

而甘祖昌自己，日子过得比普通农民还节俭，每月三百多块的将军工资，他让妻子龚全珍先留够家用、交完党费，剩下的七成多全拿出来支援集体建设，前前后后贴进去将近八万块，他衣服穿三年、袜子补了又补，生病不肯去省城看，说要给国家省钱，甚至把专门给他配的医生，让给了村里腿有残疾的青年。

更有意思的是，原本苏联专家说他脑伤严重，好好静养也未必能活到六十岁，结果天天泡在地里干活，加上心里踏实、精神充实，他脑里的淤血慢慢散了，后遗症也好了，一直活到了81岁。

1986年老人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家人：工资留够家用就行，剩下的拿去买化肥农药，支援村里生产，千万别给自己盖新房。

甘祖昌用一辈子证明了：真正的价值，并不是你坐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你为身边的人做了多少事，从将军到农民，他的身份降了，格局却大了；官位没了，民心却满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不该被忘记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