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省里开大会时，某干部点了甘祖昌将军的名：“他个人盖了小楼，还卖猪。”王震得知后，专门打来电话：“老伙计，怎么回事啊？”


1970年隆冬，省里召开农业会议，老礼堂里生着几盆炭火，坐满了各地来的人。


一位负责纠风的干部念到一半，忽然把材料往桌上一按，抬头扫视全场：“有个情况，要说一说。”


“甘祖昌，”他念出这个名字，顿了顿，“听说你回去以后盖了小洋楼，还私人养猪卖钱。你现在是国家的人，还是生意人？”


几百道目光齐刷刷转向后排，甘祖昌坐在靠近过道的一张木椅上，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口磨出了毛边。


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缓缓抬起眼皮，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却没有站起来辩解一个字。


旁边有人小声议论，他也像没听见，只是盯着前面那扇结着薄冰的窗户，面色沉静，仿佛被点名的是另一个人。


这场风波像一粒石子投入深潭，涟漪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会后第三天，公社的电话响了，接线员喊了三次，甘祖昌才从田里回来，裤脚上全是泥。


他拿起听筒，里头传来王震粗粝的嗓音，伴着电流的杂音：“老伙计，怎么回事啊？外头传你盖了公馆，还当起猪贩子，是不是真的？”


甘祖昌大概是笑了笑，把话筒换了个手：“你别听风就是雨，那是几间破瓦房，漏雨，我加了层瓦片，从远处看，人家就说是楼。”


“那猪呢？”
“猪是队里的，我帮着养，卖了几头，换了点化肥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王震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小子享不了那个福。注意影响。”


挂了电话，甘祖昌把帽子往头上一扣，又去了村东头的工地。


说起来，他回到江西莲花县沿背村，已经整整十三年，这十三年里，他把工资的一大半都换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1960年大旱之后，村口的堤坝裂了缝，他带着几个村民，从几十里外拉来水泥。


钱不够，他把家里攒了半年的积蓄全部掏了出来，坝修好的那天，他蹲在堤上抽旱烟，看着水流进田里，脸上才有了一点笑意。


那栋后来被说成“小楼”的房子，其实是他回来后第三年盖的，老宅实在住不得人，他本打算简单翻修，可村里连个存放公家农具和种子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他一合计，多盖了两间偏房，屋顶上了瓦，这在满村茅草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扎眼。


房子盖好后，他把最大的那间当了队里的仓库，自己带着全家挤在最里头的一间小厢房，窗户朝北，终年不见阳光，冬天冷风直灌。


有人路过，指着房子说：“甘将军住上小楼了。”他听见了，也不反驳，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至于养猪，那是1963年往后的事了，队里穷得叮当响，买不起化肥，他就在自家院子旁边垒了个猪圈，抓来几头猪崽，每天打草拌料，比人吃得还准时。


有一年腊月，几头猪出栏，收购站的人来拉猪，他亲自点数，把卖猪的钱一张一张数清楚，转身就交给大队会计：“去买化肥，开春要是不够，再来找我。”那笔钱，家里一分钱没留。


他的钱去向很简单，每月三百零几块的工资，他留下三十块给龚全珍管家，其余的，今天寄给这个困难户，明天买回一批水管，后天又捐给学校买课本。


龚全珍曾在他口袋里翻出一叠汇款单，皱着眉问：“你就不能给自己做件新褂子？”甘祖昌低头看了看自己磨出毛边的袖口，摆手说：“能穿就行。”


女儿眼巴巴望着邻居孩子穿了新棉袄，他也只当没看见，转头却给村里的学堂送去了买粉笔和课本的钱。


1970年那场风波过后，果然有人专程来到沿背村。


进了院门，看到那所谓的“小楼”里堆满了箩筐、锄头和公家的种子，甘祖昌住的房间不过十余平米，一张木床，一个掉了漆的木箱，墙上挂着一顶破草帽。


来人里里外外转了三圈，没说话，只拍了拍他的肩膀，在他递来的缺了口的大瓷碗里喝了口热水。


甘祖昌还是老样子，每天早起，扛着锄头出门，晚上回来，一身的泥，他走以后，那栋小楼还在，后来成了村里的杂物间。


只是沿背村的老辈人还记得，那些年，有个穿旧军装的老人，把卖猪的钱铺在了村里的沟坎上，把本可以安身的瓦房变成了堆放农具的公房。


风吹过老屋的瓦片，发出的声响，和当年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