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曾经率部投降日军的川军师长张昌德抵达重庆后，专门去拜访在重庆的刘湘夫人刘周书，刘周书见到他之后，不仅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他一番，更是一连给了张昌德几个耳光。

这件事在当年的重庆传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刘夫人这几巴掌打得实在解气。张昌德捂着脸站在刘公馆门口，半天没缓过神来。他那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少将军装，手里提着厚礼，身后副官还拎着一箱金条，满心盘算着靠老长官刘湘的旧情给自己洗白，重新在川军圈子里混下去。可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是这样一顿劈头盖脸的耳光。

要搞清楚这几巴掌的分量，得先弄明白刘周书是什么人。她是大邑县苏场一个农村女子，没上过学，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把刘湘管得服服帖帖一辈子没纳妾。刘湘在外面是威风凛凛的“四川王”，回到家对妻子却是出了名的“耙耳朵”。但刘周书能镇住刘湘，靠的从来不是撒泼耍横，而是她骨子里的硬气和见识。刘湘出川抗日的时候已经病得不轻，身边人劝他别亲自上前线，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周书没有拦他，她知道丈夫这一去意味着什么。1938年刘湘在汉口病逝，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张昌德偏偏要往这块牌位上泼脏水。

这个人本是四川荣昌的富家子弟，靠钱财打点爬上144师师长的位置。144师是刘湘亲手打造的精锐，是川军的模范师，刘湘在世时最器重的部队之一。可张昌德接手之后干了什么？1944年，他畏惧战局不利，干脆带着整师人马投降了日军，成了整个抗战中川军唯一一次成建制投降的丑闻。部下黄克烈当面怒斥他，说“我们出川就是为了抗日，你们不打日本人，反而投敌，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张昌德恼羞成怒，下令把黄克烈捆绑扣押，带着全师放下武器归顺了日军，自封“皖南独立方面军”司令，在南陵一带横征暴敛，印制伪拨粮证，强迫百姓缴纳田赋，搞得当地民不聊生。

最让人齿冷的是什么呢？张昌德叛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顾祝同想吞并这支刘湘旧部，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干脆投了日本人。抗日战场上，三百多万川军出川作战，六十四万人伤亡，参战人数和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这些四川子弟穿着草鞋、扛着老旧步枪，在淞沪、在台儿庄、在徐州，用血肉之躯硬撑起了“无川不成军”的名号。而张昌德，就因为被中央军排挤，就带着整整一个师去当汉奸，调转枪口祸害自己的同胞。

更荒诞的还在后头。抗战胜利后，全国开始清算汉奸，张昌德这种率整师投敌的罪行按理说枪毙十回都不够。可他变卖家产，拿钱四处贿赂，硬生生把叛国的记录给抹掉了，还摇身一变成了国防部少将参军。一个领着整师投降日寇的人，战后继续穿着国军将官军服招摇过市，这种事放在今天简直匪夷所思，可在当年的国民党官场里，还真就这么发生了。这也让人看清楚了战后“惩奸”的底色，有钱能使鬼推磨，民族大义在某些人眼里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张昌德以为自己已经平安落地了，就跑到重庆来拜访刘周书，想借着“老长官夫人”的关系重新打通川军人脉。他大概以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军阀遗孀，给足面子送够钱，也就过去了。他错得离谱。

刘周书这几巴掌，扇的不只是一个张昌德。她守了将近十年的寡，丈夫死在前线，临终还在喊“川军誓不还乡”，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三个字的分量。那些穿着单衣草鞋出川的年轻人，多少人的尸骨至今还散落在异乡的战场上。张昌德倒好，带着刘湘最精锐的部队去投了敌人，回过头来还敢提着金条踏进刘家的门，嘴里喊着“夫人”，这哪里是拜访，分明是在刘湘的灵位前撒野。

她当众厉声斥骂，说你辜负了刘湘的栽培，辜负了川军将士的铁血信仰，丢尽了四川军人的脸面。张昌德全程低头站着，不敢躲闪不敢反驳。他或许心里清楚，这几记耳光，他该挨。

这事传出去之后，重庆百姓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替张昌德说话。张昌德在重庆待不下去了，又辗转跑到成都，结果川军旧部和学生听说他来了，直接围堵住处要说法，逼得他翻墙出逃，最后躲进警察局才脱身。到了这一步，他应该明白，有些账不是用钱能平掉的。

事情最终的走向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各方舆论压力下，1947年5月，张昌德以通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从刘公馆的耳光到南京的枪声，中间只隔了短短两个月。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特别耐人寻味，法律走了一圈弯路最终还是追上了他，可在此之前，一个不识字的农妇用最直接的方式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审判。

我总觉得，刘周书那几巴掌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是因为它替太多人出了一口气。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川军将士没法开口说话，他们的妻子、母亲、儿女也没法当面质问张昌德。刘周书替他们问了，也替他们打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正义迟到了，但总有人等不及法律慢慢走程序，先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你做过的那些事，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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