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迟到的正义：复盘安徽涡阳五周杀人冤案的形成与再审改判

2026年9月18日 晴 宁夏 苗庆华

法理复盘安徽“五周杀人案”：蒙冤21年终改判，疑罪从无的司法启示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是我国司法推进疑罪从无、纠正冤错案件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案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案情曲折，其中折射出的证据规则、程序正义、国家赔偿、错案追责等问题，值得从法理层面客观复盘。一、案件基本事实1996年8月25日夜，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大周自然村，村民周继鼎一家五人在家中遭到持刀袭击，造成一死四伤，周继鼎女儿当场遇害。案发之后，当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将同村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五名周姓村民列为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后世所称“五周案”。案件侦查阶段，五人作出有罪供述。但进入一审庭审中，五名被告人当庭翻供，陈述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当庭展示身上伤痕；多名出庭证人也推翻此前证言，其中一名老党员证人当庭下跪，陈述取证过程遭受逼迫、侮辱。阜阳中院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原本全体意见一致，拟认定证据不足，宣告五人无罪。但在拟作出无罪结论的次日，被害人周继鼎来到审判长办公室服农药身亡。事件发生之后，案件走向发生重大逆转，在没有补充新的定罪证据、没有重新开庭审理的情形下，判决结果改为：周继坤、周家华死刑，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十五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后，安徽省高院将案件发回重审。重审之后，两名原审死刑被告人改判死缓，其余三人刑罚维持不变。2000年，二审裁定维持该判决。自此，五人分押在五所不同监狱，开启漫长服刑。服刑期间，五名当事人及其家属持续申诉。家属常年奔走在各级法院，往返申诉的火车票累积起来高达一米多高。周继坤的父亲常年外出申诉，风餐露宿，住桥洞、公园长椅，见到司法工作人员便下跪陈情，多年坚持申诉。在长期申诉之后，2017年，安徽高院决定对本案启动再审。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公开宣判：原审认定周继坤等五人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撤销原审判决、裁定，宣告五人无罪。宣判之时，五人当庭下跪痛哭。此时，五人均已经刑满释放，其中周继坤被羁押时长接近21年。二、法理层面的核心评析1.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地本案再审改判的核心法理依据，就是疑罪从无。刑事定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全案没有客观物证能够锁定五人为作案人，定罪基础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而供述、证言在庭审中大面积翻证。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按照刑事诉讼法，就应当宣告无罪。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年一审拟判无罪，正是合议庭依据证据规则得出的专业判断。但因为被害人一方突发极端事件，案件裁判结果发生转向，这也反映出，早年司法实践中，裁判容易受到案外因素干扰，没有严格守住证据裁判、程序独立的底线。近些年司法改革，核心就是落实证据裁判，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坚持疑罪从无，防范冤错案件。2.国家赔偿制度的法律意义宣判无罪之后，五名蒙冤当事人最初对外表达诉求：暂时不考虑申请国家赔偿，首要诉求是依法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周家华等当事人公开表述，多年牢狱之苦，希望查清当年办案过程中的违法问题。依据《国家赔偿法》，再审改判无罪，当事人有权申请刑事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不是对办案人员个人过错的私下谅解，而是国家对司法侵权行为承担法定补偿责任，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赔偿的本质是国家层面的认错与救济。后续，五人依法提交国家赔偿申请，安徽高院作出赔偿决定，五人分别获得150万至290余万元不等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当事人对赔偿数额存在异议，后续依法继续主张权利，这也是当事人合法权利。申请赔偿和要求追责，二者并不冲突，属于两条独立的法律路径。3.错案追责的法定程序边界本案改判是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再审判决书载明：除当事人陈述外，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因此再审判决没有认定刑讯逼供事实。错案追责，需要独立启动调查程序，区分不同情形：如果侦查、公诉、审判人员存在刑讯逼供、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按照监察、刑事程序，调查取证，依法追责；如果属于当年证据判断、认知局限等工作瑕疵，则按照司法责任相关规定处理。截至目前，公开渠道没有发布针对本案当年办案人员完整的调查处理结果。这也是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法律上，改判无罪不等于直接认定办案人员构成犯罪，追责必须另行调查，以证据为基础，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不能直接推定办案人员有罪。4.程序正义的价值本案带给法治建设最重要的启示：刑事审判，不能被案外情绪、突发事件裹挟。刑事裁判，只能依靠证据、法律，独立作出判断。被害人遭遇巨大不幸值得同情，但同情不能突破刑事证据规则，不能牺牲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三、结语安徽“五周杀人案”的平反，是我国司法纠错、落实疑罪从无的标志性案例。迟到的无罪判决，还给五人清白，彰显司法自我纠错的能力。从法理上看，国家赔偿是法定救济；追究办案人员责任，也必须严格依照证据与法定程序。司法既要保护被害人权益，也要守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守证据裁判、疑罪从无，才能最大限度防范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