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突然问道溥仪的工资，当他听到只有180元，顿时脸色大变直言：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1962年的正月初一，中南海里办了一场春节座谈会。

毛主席把章士钊、程潜几位老人请来，围炉而坐，喝茶说话。

聊的都是旧事旧人，说着说着，毛主席忽然问起了溥仪。

他说，听说溥仪现在的日子过得不宽裕，一个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块钱的薪水。

这话一出，满屋子都安静了一下。

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他心里还惦着一个末代皇帝。

毛主席的神色慢慢沉了下来，他说，一百八十块，太少了。

他转过脸对章士钊讲，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人家是皇帝嘛”，这六个字，从一位新中国领袖的嘴里说出来，分量重得很。

这个被他惦着的人，叫爱新觉罗·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他三岁被抱上龙椅，六岁就退了位，连皇位是什么滋味都没尝清楚。

紫禁城里的日出日落，他看过一遍，就再没资格看第二遍。

后来他去了东北，在别人的刀架底下，做了个提线木偶一样的皇帝。

抗战胜利，他成了战犯，在抚顺的高墙里，有过一个编号：九十八。

从万人之上的天子，到编号九十八的囚犯，这中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

刚进去的时候，他连穿衣叠被都不会，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知道水要自己打，地要自己扫。

管理所的人没有为难他，一样一样教，他也就一样一样学。

1959年年末，特赦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念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溥仪。

他当场愣住了，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原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那道门。

那一年他五十三岁，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重新站到了墙外的天底下。

特赦之后，他被安排进全国政协，当了一名文史专员。

活儿不重，就是整理旧档案、旧报纸，把亲身经历的岁月，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他的工资先是一百块，后来涨到一百八十块，按月发，一分不少。

一百八十块是什么概念呢，那年月城里的普通工人，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挣三四十块。

可毛主席还是觉得少。

因为他知道，这个老人手头再紧，也抹不开那些找上门来的旧亲故友，抹不开几十年养成的架子。

溥仪刚回到北京那会儿，闹出了不少如今听来让人心酸的笑话。

他不会系鞋带，总要旁人弯下腰来教；他扣错扣子，能一路错着走到单位。

挤公共汽车，有人给他让座，他下意识就弯腰鞠躬，慌得让座的人手足无措。

有一回，他去故宫，走到午朝门口，被检票的拦下来要买票。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半天回不过神。

那座他住了十几年的紫禁城，那座曾经属于他家的城，如今要花一角钱，才能进去看一眼。

他什么都没说，掏钱，买了票，走了进去。

毛主席接着对章士钊说，古时候孟尝君有个门客叫冯谖，穷得弹着剑把子唱，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毛主席说，今天可不能让溥仪也唱出这么一句。

他当场拿了主意，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一笔钱，让章士钊替他给溥仪送去。

他还反复叮嘱，别声张，就说是让他贴补家用，把日子过得松快些。

没过几天，章士钊真的敲开了溥仪家那扇普通的门。

屋子里陈设简单，一桌一椅，几柜子书，再没有半点帝王家的影子。

当章士钊把那笔钱，连同毛主席的话，一起交到溥仪手里时，老人的手抖个不停。

他颠沛了大半辈子，被人捧上过九重天，也被人踩到过尘埃里。

捧他的人，图的是他那顶皇帝的帽子；踩他的人，恨的也是那顶帽子。

唯独此刻，有人不计较他是谁，只问他冷不冷、够不够、过得好不好。

他捧着那点钱，眼泪落在手背上，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打这以后，组织上把溥仪的工资涨到了两百块，房子调得宽绰了，粮油布匹也有了额外的照应。

1964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堂堂正正坐进了人民大会堂。

他用一支笔，写下了那本《我的前半生》，把自己从皇帝到战犯、再到公民的路，原原本本交代给了后人。

书里没有半句遮掩，他解剖自己，也感念这个没有抛弃他的国家。

1967年，溥仪走完了他六十一年的人生路，临走时，身边是寻常百姓家才有的安静。

一百八十块钱，买不回一座紫禁城，也买不回他丢掉的前半生。

可1962年正月里的那句话，让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在最后的岁月里，活得像个有尊严的人。

历史这只大手翻页的时候，常常是冷冰冰的。

可总有那么一瞬间，你能在纸页的缝隙里，摸到一点温热。

这温热，叫不念旧恶，叫把人当人。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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