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张作霖本是亲日派，却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死后三年，东北便被日本侵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势力，存在四大值得深刻检讨的问题：

第一，战略选择错误。东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劳动力充足，物产、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山海关一带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关内的战乱很难波及东北全境，本是一片安稳兴业、蓄力发展的沃土。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1916年前后—1928年），日本尚未完成武力侵占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东北拥有绝佳的和平发展窗口期。张作霖组建了稳固的奉系军政集团，在奉系决策层中，最能干、最受张作霖信赖的有两人：一是主管财政的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二是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

两人治国理念截然不同：王永江主张深耕民生、固本培元，“专心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大力推行兴教育、办实业、修铁路的发展策略；杨宇霆则主张武力扩张、逐鹿中原，率军入关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而张作霖一心想要问鼎中原、出任大总统，最终选择依从杨宇霆的主战主张。

自1918年起，奉军先后五次入关作战，断断续续打了八年内战。换言之，张作霖主政东北的十余年间，大部分时间都深陷内战泥潭，即便没有战事的年份，也在全力扩军备战、积蓄战力。

长期穷兵黩武，彻底拖垮了东北的财政民生。1923年以前，东北当局每年总收入的八成以上都耗费在军费开支上；1923年之后，军费开支更是严重透支全年财政收入。财政入不敷出，奉系当局便想方设法搜刮民财，滥发纸币奉票便是主要手段之一。

1917年，1元奉票可等价兑换1元现大洋；到1929年，需要60元奉票才能兑换1元现大洋。八年内战，直接导致奉票贬值六十倍。货币大幅贬值引发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百姓困苦。如此不计代价的征战消耗，东北根本无从实现富强安定。

第二，固守旧制、拒绝改革。常年不休的内战，持续激化东北的社会矛盾，1925年冬天，郭松龄反奉事件爆发。郭松龄坚决反对军阀内战，同时极力主张推行民主改革、整顿吏治、休养民生。

后来，曾同情郭松龄主张的张学良坦言，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改革落地，九一八事变或许就不会发生。

张作霖为维护自身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断然拒绝郭松龄的激进改革方案。即便如此，忠于张作霖、身处体制内的能臣王永江，也始终反对无谓内战，反复恳请当局推行内政改革、休养生息。

面对汹涌的舆情与内部矛盾，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承诺改弦更张，采纳王永江深耕内政、建设东北的发展战略。可一旦郭松龄之乱平定、局势安稳，张作霖便立刻出尔反尔，再度调集奉军入关征战。眼见改革无望、民生疾苦无人过问，一心建设东北的王永江心灰意冷，最终愤然辞职。

第三，吏治腐败、奢靡无度。郭松龄事件平息后，1926年1月，奉系高层召开战略决策会议，王永江在会上痛陈东北严峻的财政危机，直指当局奢靡浪费、开支失衡的乱象：杨宇霆督办的东三省兵工厂，年度经费高达2300万元；奉军常规年度军费开支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每年专属的“特支费”高达1000万元。

以上三项开支合计已达5100万元，这还未包含官吏薪资、行政运转、教育民生等基础公共开支，而当时奉天全省全年财政总收入仅有3300万元，收支缺口极其悬殊。

张作霖在军政两大官署每月还领取高额固定薪金，所谓“特支费”，是其薪金之外的额外专属收入。全省一年3300万元的财政收入，仅张作霖个人的固定开销就占据近三分之一。这尚且是奉系当局认定的“正当合规”支出，他以各类临时事由支取的紧急款项、额外开支尚不计算在内。

除此之外，各级下属逢迎进贡、名目繁多的礼品贿赂等灰色收入，更是数不胜数。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统治者奢靡贪腐、大肆敛财，各级官吏自然上行下效，官场贪腐之风泛滥成灾。官场腐败本是旧中国的固有顽疾，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乱象更是达到顶峰。

第四，轻视强敌、放松对日警惕。彼时与东北毗邻、关系最紧密的强邻便是日本，这个岛国有着极具侵略性的民族特质。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自古以来便滋生向西对外扩张的野心。

奉系高层绝非不了解日本的野心，相反，他们比普通民众更为熟知日本的实力与图谋。以杨宇霆为核心的“士官派”，全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扩张理念了然于心，但仍醉心于入关争霸，无异于为虎驱羊。

至二十年代后期，以南满铁路、关东军为核心的日本势力，已在东北形成了压倒性的经济、军事优势。

以上四大问题发人深省。

时至今日，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从未停止，我们必须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守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