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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新增“自动驾
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的权责划分。草案界定，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企、进口企业承担处理责任；仅搭载L2级辅助驾驶、功能未激活的车辆，仍按传统机动车管理，驾驶员需承担主体责任。这一规定终结了此前智驾责任模糊的乱象，倒逼车企严控算法安全、杜绝夸大宣传，同时打消消费者用车顾虑。此次立法为L3及以上高阶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扫清法律障碍，也为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推动智驾技术在法治框架下稳步普及。汽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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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男子好心给乡里捐献10万，让乡里扩建公路，结果公路修好两年，捐款却迟迟没有
湖北，男子好心给乡里捐献10万，让乡里扩建公路，结果公路修好两年，捐款却迟迟没有到账。最后，村委及代表给他多次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后来才得知他一直躲在国外。最终，镇商会作为受赠主体将他起诉，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这场纠纷起源于湖北某镇的道路扩建项目。2023年，镇政府与村委会规划翻新一条狭窄的路基，因为资金缺口大，干部动员常年在外经商的有钱乡贤支援。张某在国内外都有生意，经济条件不错，接到电话后爽快承诺无偿捐赠十万元。为了保险起见，村干部还让张某签下了捐赠意向书。然而，路面铺好后，张某却找借口不肯付钱。村委会成员多次发信均石沉大海，后来得知张某已经躲去国外。村委会和镇商会非常困惑，这种自愿捐赠的钱，如果捐赠人反悔，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强行追回。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写了承诺书却不给钱的行为早有先例。2018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判决过一起案件。2016年年底的一场公益拍卖会上面，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先生为了提升企业名誉，宣布向北京某公益基金会捐赠五十万元用于西部山区建设图书室。李先生当场签署了协议，但后来公司只汇款十万元，剩下四十万元拖了两年不给。李先生狡辩说赠与合同是无偿的，企业能随时撤销。2018年初基金会将其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根据当时施行的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以及慈善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具有扶贫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最终判决李先生的商贸公司限期付清四十万元。法律之所以对慈善捐赠有严格的强制规定，还要追溯到更早的社会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全国掀起募捐热潮。当时少数企业在节目中举着巨大的捐赠牌赚足了名声，事后却拒绝兑现，导致追偿极难。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政部开始推动慈善立法。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第六百六十条第一款明确，具有救灾、扶贫等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财产的，受赠人可以直接要求交付。虽然法律给遇到极度困难的人留了退路，但张某在国外生意正常，显然必须履行捐赠合同。与张某逃避责任的做法不同，浙江省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已经摸索出了用制度防范风险的办法。与张某逃避责任的做法不同，浙江省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依托“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已经摸索出防范乡贤捐赠纠纷的成熟做法。在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不少村镇邀请驻村法律顾问提前介入乡贤捐赠事宜，规范书面捐赠协议，明确付款节点、资金用途、公示要求，把权利义务落到纸面上，减少口头承诺带来的风险，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浙江的成功经验说明，乡村建设需要合同约束。回到湖北的案件中，镇商会作为受赠主体，在多次联系张某无果后，将诉状递交到了法院。庭审时张某并未回国，该案法院结合证据，依法判决张某履行10万元捐赠义务。对于身处境外的当事人，法院会依法适用涉外送达等程序保障后续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