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已过四个月，中日两国军队为何又突然发生激烈大规模冲突？
194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京杭大运河雾气弥漫，高邮北门的炮楼里却依旧灯火通明。守军不敢松懈，他们很清楚：外面的战火还没真正熄灭。日本天皇已经宣读“终战诏书”三个多月，可在这座运河重镇，刺刀与机关枪并未退场，反而因为一纸来自南京的密令变得更加紧张。
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下令日军“原地待命，不得向共军缴械”。一句“等待中央军来接收”像是擀面杖一般，把投降的面团又擀回了僵硬。结果，苏中大地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画面——新四军催促日伪放下武器，国民党部队则千方百计要日伪继续抵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拉锯带来的恐惧，甚至超过了终战前的炮声。

粟裕很快意识到，这不仅是与日本人较量，更是与时间赛跑。如果让国民党第25军顺着津浦线南下接手高邮，华中解放区将被割裂，苏中、苏北、淮南几块根据地将各自孤立。一旦如此，再想连成一片，就得付出更大的牺牲。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在那座古城墙内的独立混成第90旅团和伪军数千人。
12月中旬，国民党军已抵达扬州外围。粟裕当机立断：先动邵伯，再取高邮，逼敌人退却，趁乱一举夺城。19日夜，新四军第7、第8纵队在冬雨掩护下摸向邵伯。枪声骤起，巷战只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天亮时镇子已是漫天火光。一名被俘的伪军军官愣神地嘀咕：“不是说停战了吗？怎么还能打成这样？”警卫员笑着回了一句：“谁让你们手里的枪还没放下？”
邵伯告破的消息不到半日便传进高邮。岩崎大佐踱步城楼，神情复杂，他反复翻看口袋里那份电令——“死守待命”。副官小心翼翼地劝：“大佐，投降吧，家里来信说广岛已成废墟。”岩崎却低声回道：“本部命令尚在，怎可擅离？”这段对话后来被战俘记录在案，成为研究战后日军心态的重要旁证。

攻城战的准备异乎寻常地细致。新四军士兵用稻草包成“腹盾”，夜色中匍匐前行；工兵悄悄掘通向护城河的地下暗道；后方政治工作队用留声机播放日语广播：“你们的战争，已经结束，早回家吧！”更有在华日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成员山本一三，站在扩音器前高呼，“天皇已令尔等放下武器！”这番劝导像一把锯子，来回割着守兵本就脆弱的神经。
12月25日夜，东、南两门火光冲天，却只是佯攻。真正的突击梯队从西北角强渡护城河，一小时内撕开缺口。拂晓时分，粟裕抵达前线指挥所，目睹城墙上红旗翻飞，“动作快一点，把他们堵在街巷，再慢就来不及了。”枪炮声里，城市像被强风摇晃的灯笼，砖瓦乱落。清晨9时，日伪残部向署衙内退却，新四军迫击炮团精准封锁退路，岩崎终于举白旗请降。

26日正午，受降仪式在县署大堂举行。岩崎摘下军刀，双手奉上；粟裕微微颔首，示意传译员接过。“战争结束了。”翻译简短地转述，声音带着疲惫。与此同时，赶来“接收”高邮的国民党第25军还在扬州以北的秋水河畔修整，他们预料中的“联日反共”防线只剩下一地堑壕与缴获枪械。
高邮易手后，苏中、苏北和淮南根据地连成一片，长江下游的战略版图出现了新的折线。国民党本想靠日伪军拖住新四军脚步，却反让对手提前完成了整合。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役也让外界第一次直观见识到新四军在攻坚、夜战、心理战上的综合运用——短短一周，投入兵力不过万人，却解决了近七千名武装对手，俘获火炮二十余门，子弹、粮食堆满街巷。

十年后，当地修建“受降处”纪念馆，工人从废墟下掘出一个封存完好的金属盒，里面是岩崎手书的“战斗详报”以及一把生了锈的短剑。文件上最后一行字被专家辨认出来：“奉命死守，终不可得援。”这寥寥九字，道破了那场战斗的苦涩真相——投降仪式虽短，却让两个月的僵局在一夜间灰飞烟灭，也让华中战场的棋局彻底改写。
高邮战役之后，华中大军区的兵力不再受长江天堑分割，随后一连串的苏中破袭与宿北反击相继展开。有人用“最后一战”来概括高邮的意义，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内战前奏的第一声锣鼓”。在日本军旗撤下的那一刻，新的冲突已悄然上演，只是很多人当时还没意识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已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