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特务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关于军统内幕的交代材料，他曾提到，戴笠酒后常大骂陈立夫是“绍兴师爷养的小官僚”，而陈立夫晚年在《成败之鉴》回忆录中谈及戴笠，用了四个字：“恃宠而骄”。
谈及戴笠与“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不同，沈醉在交代材料中打过一个比方，说戴笠是一把插向敌人心脏的淬毒匕首，二陈则是铺在蒋家王朝地基下的钢丝网，匕首可以瞬间毙敌，钢丝网却能撑起整栋大厦。
这两句评语，点出了两者的本质差异，也说出了各自厉害的地方。

戴笠真正让二陈望尘莫及的，首先是行动力上的残酷与高效。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中统”时，特务工作更像搞党务审计。中统抓人，要经过秘查、呈报、圈定、执行四道手续，有时地方党部的一封调令在重庆与省县间辗转，人早闻风跑了。
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则奉行“先斩后奏、斩而不奏”。1933年，戴笠奉命暗杀投靠日本人的湖南军阀张敬尧，他调动北平、天津、保定三站人员，从获取情报到白世维在六国饭店执行完毕，前后仅用七天。
这种近乎恐怖的执行效率，是二陈难以企及的。沈醉在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提到，戴笠可以在凌晨三点召集紧急会议，要求两小时后所有行动员必须到达指定位置。这种把特务机构当成野战部队来管理的作风，在讲究资历辈分的陈家班底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戴笠用极其严酷的“家法”锻造出绝对服从的暴力机器，在蒋氏政权风雨飘摇的抗战时期，这种即插即用的暴力能力，远比二陈擅长的人事渗透更具分量。
戴笠更胜一筹的，还有对蒋介石内心恐惧的精准拿捏。
蒋介石多疑，对外姓军人、对地方实力派、甚至对党内元老，常有不安全感。二陈作为党务元老，很多时候带着“劝谏”姿态，尤其在CC系坐大后，陈立夫曾试图以党的力量规训特务活动，1938年军统局成立之初，局长一职还由他兼任，戴笠仅为副局长。
陈立夫想搞“大一统”的情报体系，这触到了蒋介石“直接握有暴力”的红线。戴笠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自己活成了蒋介石的影子，他与蒋介石沟通，往往采用的是密告。
反观二陈，中统常常是侦察到贪腐丑闻后，先在党内形成调查报告，这种公事公办在戴笠“天知地知”的私密效忠面前，显得笨拙而疏远。
戴笠还在军统内部发行《家风》小报，要求每个特务背诵“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把自己彻底工具化。对蒋介石而言，戴笠是随时可以撕咬的恶犬，二陈则是按部就班、甚至有自己山头的管家，亲疏立判。

但是，穿透表面，戴笠也有远不及二陈的地方，那就是政治上的纵深。
戴笠的权力完全建立在蒋介石个人宠信之上，如沈醉所言：“戴先生的一生，是系在领袖腰带上的一生。”这种权力结构极其垂直且脆弱。
二陈则通过“中央俱乐部”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构建了盘根错节的基层党务帝国。陈果夫早在1930年代就提出“党员养党”，他兼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又通过合作金库、中央政治学校把势力渗透进当时中国最末梢的行政与教育资源。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戴笠若活着，其作用会随大陆沦陷而彻底归零，但二陈在1950年迁台初期，仍能利用立法院中的CC系势力，一度阻滞陈诚推行的行政改革，直到陈立夫被蒋介石放逐赴美，这股力量才渐渐消散。
二陈的力量不靠一把手枪，而是一张由党籍、师生、同乡、钱脉编织起来的隐形网络。1943年“中央训练团”学员分配，陈果夫一句话就能让一个青年才俊进入要害部门，而戴笠安排人只能塞进军统各地培训班，结业后转为编外情报员。这种“再造体系”的能力，是戴笠终其一生无法企及的。

更深层的差距在于合法性的构建。
陈立夫当过国民党组织部长、教育部长，他懂得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意识形态外衣包裹特务活动，也写过《唯生论》试图从哲学高度诠释政治行为，即便中统做尽脏事，总能披上维护党纪国法的外衣。
戴笠的悲剧在于，军统虽名列军事委员会正式编制，却因专司刺杀、绑票、密捕等黑暗勾当，在众多党国元老眼中始终是上不得台面的私密机关。蒋介石需要戴笠做脏活，但不允许这双血手戴上白手套。
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中共提出的惩办战犯名单上戴笠高居前列，而二陈的名字甚至排不进前十。这种“有用时的夜壶，上不了台面”的尴尬，让戴笠即便权势熏天，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被白崇禧公开讽刺为“天子的私人卫队”，全场元老默许。

简单说，在具体事务和危局应对上，十个陈氏兄弟也顶不上一个戴笠，但在铸造体制、延伸政治生命、沉淀历史合法性上，戴笠穷尽心思挤进的黄埔系谱系，在二陈根正苗红的“蒋陈情结”面前，不过是个不能细看的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