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这一辈子有八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一名孩子让张作霖非常厌恶，这个孩子1908年出生，是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的次子张学铭，也是张学良的胞弟。

1931年11月8日深夜，天津各处的枪声零零散散地响起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事先收买了大批流氓地痞，组成所谓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直扑天津市公安局和省市政府要害部门。

当时张学铭刚满23岁，一个人坐镇市长公署，手里能调动的兵力少得可怜——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的主力部队已退入关内，留守天津的不过是一支名义上的警察保安队。日方的算计很直白，觉得这个从小被父亲当面骂作"软蛋"的二公子，根本撑不住这个烂摊子。

张学铭没有乱。他坐在指挥位上，脑子转得很清楚：一旦中国军队主动开枪，日方立刻就有了扩大战事的借口。张学铭下了一道死命令，保安队严守阵地，不得先开火。

张学铭本人直接赶赴前线，借天津街巷的地形消耗便衣队的进攻势头，同时把日租界出入口牢牢封锁。整夜枪声断断续续，张学铭始终没有后退半步。11月26日，日方再次发动第二波暴乱，甚至从租界向华界炮轰，张学铭依然咬住那条底线——不发首炮，以守代攻，一步步瓦解对方气焰。

最终，日军借机占领天津的图谋落空。事后，张学铭迫于日本外交压力辞去了市长职务，但天津主城区的社会秩序，被张学铭硬生生守住了。

能撑过那个夜晚，张学铭自己多少有些底气，那底气来自父亲从未承认过的一段经历。

张学铭少年时在张作霖眼里几乎一无是处。学枪手忙脚乱险些走火，张作霖抬手就是一个耳光；带张学铭去军营视察，张学铭缩在父亲身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是一顿臭骂。

哥哥张学良骑马射箭、出入军营如常，张作霖看了满脸是光；张学铭窝在书房看书画画，在张作霖眼中就是白占了个儿子的位子。

后来张作霖把张学铭送去日本留学，外人看来不过是一脚踢开，但张学铭在日本期间，认真研习了市政管理与城市建设的相关知识。

回国后这些积累全用上了。张学铭主政天津期间，创办警官培训，亲自把关师资，强调警察不只管治安，还要负责公共卫生和街道整治；更亲自带队清查南市一带的鸦片烟馆，取缔了一批违规经营，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张学铭始终没有退步。

他还推动扩宽了和平路一带的华界路段，加强海河航道疏浚管理，以此弥补东北军入关后留下的财政空缺。

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看中张学铭的名头，把张学铭安排进了一个虚职位子，想借张家名声充门面。张学铭挂了这个名，却始终拒绝在任何实质性文件上签字，把一个烫手的差事坐成了一块冷石头。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张学铭想起兄长张学良被软禁多年、至今无法脱身，当即拒绝，没有丝毫犹豫。

1949年前夕，蒋介石派人多次游说张学铭去台湾，条件开得不可谓不丰厚，张学铭全都谢绝，选择留在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先后担任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从当年的一市之长变成了副局长，张学铭没有半点抱怨，直接下工地调研，把留日期间打下的土木功底用到了城市重建里。

张学铭还担任过民革中央常委，多次公开呼吁两岸和平，一直惦记着被困台湾的兄长张学良。兄弟二人自三十年代一别，此后再未相见。1983年4月9日，张学铭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