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鲍君甫因曾任中统特工被判死刑，申辩自己有功并称周恩来曾知晓他的贡献
1952年1月25日，南京高院的审判庭气氛凝滞。戴着沉重手铐的鲍君甫站在被告席，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以充任敌伪特务，判处死刑。”人群一片肃静，他忽然抬头，很轻地说了一句，“请查我的档案，周恩来知道我到底干过什么。”就这一句话，把法庭的温度降到冰点，也把众人记忆拉回二十多年前那座腥风血雨的上海。
1919年，学成归来的鲍君甫初到上海。懂日语、擅交际，他先在报社撰稿，又因“五四”余波结识新文化圈子，被蔡元培称作“能人”。两年后，他加入国民党，原以为能干一番正经事。1927年“四一二”之后，清党的铁网迅速落下，他因替几名青年左翼开脱而被捕。出狱时，老教授递来几张保释担保，算是救他一命，也把他推向更深的漩涡——陈立夫拉他进了新设的“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暗令他专盯共产党。
上海，这座冒着烟尘与霓虹的城市，已成白色恐怖心脏。租界里，英法巡捕与国民党密切勾连；公共租界外，密探、捣乱队、流言，一样都不少。鲍君甫深知：留在明处只是一件外衣，真正的安全藏在暗处。就在这年冬天，他把多年忘年交陈养山带回寓所，彻夜长谈，详细摊开了调查科的组织图。“要不要做点真正有用的事？”陈养山只回了这一句。第二天，两人达成默契：他出“皮囊”，对方给“灵魂”。

1928年5月，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他按约走进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对面坐着的年轻军官自报姓陈，举手投足带着行伍人的干练。三人简单寒暄后，陈赓把事说透：每月三百大洋，文件刊物随手递；特科不碰你的指挥权，只要情报。席间无多言语，杯底留着半截柠檬片，协议已成。自那时起，杨登瀛成了两个世界的节点——对国民党是“业绩斐然”的特派员，对中共则是救火线。
英法租界的治外法权，给了他天然的挡箭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曾直言：“要谈条件，只找杨登瀛。”这句话后来救过命。1928年4月，罗亦农被捕，鲍君甫花两晚功夫弄清了叛徒名字，将线索送进霞飞路一间照相馆的暗室；虽然罗亦农终究难逃牺牲，但组织提前转移了一批核心文件。几个月后，彭湃落网，特科布置劫狱，他照旧递情报、放风声，可惜计划因突发军警加岗未能成功，成为他心中的疮疤。

1929年秋天，白鑫叛变。此人狡猾多面，陈赓急得团团转。鲍君甫偏在一桌麻将牌边找突破口，边码牌边闲问：“上海到宁波那班轮船几点开？”白鑫信口答了一个“11日晚上”。消息归档，当晚法租界江边枪声响起，这位大叛徒倒在斑驳石阶。事后，舆论称此案为“东方第一谋杀案”，然而巡捕房连凶手影子都没摸到。
任弼时、关向应相继被捕的1930、1931年，两次紧急关头，他先后以“保密文件”为由，骗得巡捕房放人或转移卷宗。文件得以保存，干部得以再战，外界只见巡捕房犯下“低级错误”，不知幕后盘根错节的缝隙是他硬凿出来的。

风暴终在1931年4月爆发。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一份名单连夜飞往上海。鲍君甫来不及收拾，清晨即被拉上警车。狱中，审讯官拍着桌子要他“揭出共党卧底”，他故意承认“私吞经费”却咬死不招内线，倒是保住了陈赓那边。1932年初，老同乡张道藩使劲活动，将他保释出狱送进南京反省院。此后几年，他在汪伪感化院挂名训导员，曾暗中放走几名政治犯，但这种灰色履历日后成了大麻烦。
抗战胜利，新政权建立，清理汉奸、特务如滚雷。1951年，他被以“双重变节”起诉，交上法庭。那封陈赓亲笔所写的证明，辗转数程终于摆上案桌：“自1927年起与我党保持秘密联系，其人对党贡献颇大，后期传闻有失检点，盼详细甄别。”文字不长，却胜千言。几位公审委员比对旧档，发现“鲍”与“杨”竟是同一人，且的确无出卖同志记录。审判长最终敲下木槌，改判释放。
离开看守所那天，大雪。陈养山等老同志托人带来一件灰呢大衣，还有八十元生活费。鲍君甫推辞再三，只收下一半，自嘲“还债容易还情难”。1956年3月，他赴北京，阔别二十余年的陈赓亲自来接，两位风烛之年的战友在招待所里默坐良久，谁也没多说话，只是不断夹菜、频频举杯，好像要把那座雾蒙蒙的老上海一起吞进肚里。

晚年，他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在小楼里整理旧材料。偶有学生来访，他笑言：“我这辈子算半明半暗，记下来，总有人要看。”1970年初夏，他在南京病逝，遗物不多，只有当年用过的那本立可拍相簿与一封泛黄电报。电报上是陈赓的手迹： “无愧过往，静养身心。”不到两年，陈赓也离去；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榻上提起当年受过援手者的几位名字，仍把“鲍君甫”列在纸上。
回想那间咖啡馆的细雨午后，一个高衔特务同一个年轻革命者的寥寥几句，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死？秘密战线的价值，往往藏在无声处；功与过的评价，也只能交给冷静的史料。鲍君甫的案卷，如今尘埃落定，却仍在档案室里静静提示后人：看人，不能只看一面；看史，更不能只看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