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提醒大家：历史上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都是敌人先来摸清我们的底细，再派大军来进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日本对华间谍活动，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开始了。1872年，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派池上四郎等人，以商人身份秘密潜入中国东北。这帮人花了一年时间，摸清了东北的地形、气候、交通、兵力部署、商贸往来，甚至连河流什么时候封冻什么时候解冻都记录在册。这份调查成了日本“征韩论”和“大陆政策”的情报底本。
 
当时日本间谍对中国地理的测绘，远比清朝自己的地图精细得多。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间谍绘制的地图，不仅标注了城市、炮台、军营，连乡村的小路、河流、水井、树木都一一注明。1894年日军进攻山东半岛时，手持的地图上，清军的每一处防御工事、每一条补给线路都清清楚楚，清军的部署形同虚设。
 
反过来看当时的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美梦中。明知日本在疯狂渗透，却毫无防范意识。有百姓报案说看见可疑人员在港口画军舰分布图，地方官不当回事。官僚体系腐败透顶，前线战报真假难辨。成欢之战后，清军将领叶志超虚报战功，让朝廷盲目乐观；骑兵探报把四千日军夸大成三万人，统帅层无所适从。这种“不知彼不知己”的状态，甲午战争焉能不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赔款两亿两白银，百年国耻由此开启。
 
时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情报渗透变本加厉。抗日战争打响之前，日本的情报网已经在中国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渗透之深、覆盖之广令人咋舌。193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中村震太郎大尉，以农学家身份潜入内蒙古东部，搜集大兴安岭一带的兵要地志情报。中村带着翻译和向导深入兴安屯垦区，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抓获。团长关玉衡从搜出的物品中发现大量军事秘密文件，确认其间谍身份后下令处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村间谍案”。日本却以“中村失踪”为借口大做文章，几个月后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中村之死不过是个由头，真正的背景是日本早已通过长期情报渗透，把东三省的军事部署、资源分布、交通枢纽摸得一清二楚，只等一个动手的借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东洋协会调查部绘制了《支那抗日作战体势图》，详细标注国共两党兵力部署、机场位置、重工业区，连共产党军队东渡黄河的抗日路线都标注分明。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北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表面上是日常训练，实则是大规模战前侦察和火力试探。1936年9月，丰台日军以演习为名与29军发生冲突，强行占据丰台据点，这就是为卢沟桥事变埋下的伏笔。事变当夜，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而他们对宛平城、卢沟桥的地形和守军部署早已了然于心，炮击时精准瞄准南苑、北苑等要害目标。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情报机构无孔不入。满铁调查部集结数千人，全面调查中国社会各阶层，从资源分布、交通枢纽到民心向背，事无巨细。日本间谍还大量训练中国人当汉奸，用金钱和利益收买内鬼。正是这种长达数十年的情报积累，让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势如破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的惨痛代价。
 
高志凯教授把甲午和抗战这两段历史摆到台面上，用意很清楚：敌人来犯之前，必然先搞情报渗透，摸清底牌，找到软肋，然后才发动致命一击。这个套路，从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到今天，从来没变过。不同的是，当年的对手手段还比较原始，如今的渗透方式早已进化得防不胜防。境外势力可以通过商业合作、学术交流、网络社交等各种正当渠道接触核心领域，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网络攻击窃取关键信息，可以收买策反内部人员长期潜伏。普通人随手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张军营周边的照片，或者无意中标注一个地理坐标，都可能成为泄露国家机密的隐患。
 
甲午战争前，日本花了几十年时间渗透中国，清政府浑然不觉。抗日战争前，日本的情报网早已覆盖全国，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防范。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和平年代不能放松警惕，国家安全的防线必须牢牢守住。从甲午到抗战，敌人的套路从未改变——先以各种伪装渗透摸清底细，再抓住弱点发动进攻。高志凯教授敲响的这记警钟，是要我们看清楚一个铁律：任何一场针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前面必然伴随着漫长而隐蔽的情报渗透、战略试探和力量评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才能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