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越军上尉难舍延安情，自备黑市电瓶劫机携10人贴地潜行甩掉米格降落中国，现状定居生活美满

1981年9月30日清晨，一架美制军用直升机迫降在了广西的一片农田上，由于这架直升机是从越南方向飞来，所以当地军警第一时间将这片农田包围。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越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双方边防部队在边境线剑拔弩张，越南的特工时常进行渗透破坏。在场的所有人都提高了戒备，将枪口紧紧地锁定在直升机的出口。随着直升机旋翼慢慢的停止转动，十个越南人从飞机上走出，并将双手高高举起，向民兵们示意自己并未携带武器。带头的是一名越军上尉，名叫乔清陆。经过交涉之后，我方得知乔陆清是越军的一名飞行员，起义之后驾驶飞机来中国投诚。越南政府得知情况后，要求中国马上遣返“叛军”，但是考虑到乔清陆等人的安全，中方并未理会越方的要求。

这位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军官，心里揣着的可不只是一时冲动。他父亲是老一辈越共党员，五十年代被送到中国学习深造，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越两国可是实打实的“同志加兄弟”。父亲在中国待了好几年，跟着中国教官学打仗，和中国军民一块儿摸爬滚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意识形态的纽带和个人的成长经历交织在一起，确实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

胡志明去世以后，黎笋上台，一切就变了味儿。黎笋政府倒向苏联，在中越边境不断搞事，还出兵占领了柬埔寨。乔清陆开着直升机在各个战场之间来回穿梭，运送物资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越军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被战火烧毁的村庄，和他从小听父亲讲的“中越友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让他憋屈的是，黎笋集团开始大肆排挤亲中派官员，他父亲首当其冲，被清除出权力核心。一个在越南军中干了十几年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的遭遇，看着国家一步步走向穷兵黩武，那种失望，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他偷偷找到了好朋友、地勤机械师黄春团，两人一拍即合。可越南军方也不是吃素的，为了防止飞行员开溜，每架飞机停飞之后，指示方向的磁罗经和启动用的电瓶都会被拆下来集中保管。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就是把飞机抢到手也飞不起来。怎么办？去黑市买。可那时候越南通货膨胀得厉害，物价飞涨，普通军官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叫杨文利的建筑工程师出现了。这人愿意出钱资助。在黑市上，他们咬牙花了大价钱买下了一个旧电瓶和一个磁罗经。说实话，这一步挺冒险的，万一在黑市上遇到钓鱼执法，这帮人估计就得提前吃牢饭了。

机会说来就来。1981年9月28日，乔清陆接到命令，驾驶越军总政治部仅有的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去中越边境视察防务。他把飞机开到白梅机场停好之后，就等时机了。9月30日凌晨四点多，乔清陆和黄春团揣着提前弄好的出入证，顺利通过了岗哨。他们装作早起锻炼的样子，跑着步接近停机坪。凌晨五点七分，飞机发动升空，到龙编桥上空悬停接上其余六个人，然后一路向北。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起飞一个小时后，河内那边响起了红色警报，好几架米格-21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乔清陆咬咬牙，仗着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和过硬的技术，贴着地面低空飞行，硬是甩掉了追击的米格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这架直升机最终落在广西大新县的一块红薯地里。在号称防空最严密的越南北部飞了一百三十公里竟然没被击落，连事后研究这件事的人都啧啧称奇，管这叫“世界飞行史上的一个奇迹”。

落地之后的事儿，反倒顺利得多。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包围上来的时候，十个人乖乖交出武器，说明来意。中国政府很快派人调查，摸清事情来龙去脉之后，允许他们在中国居留。198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专门发了消息，十月中旬，乔清陆等四人在北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了越南国内的情况。越南那边气得跳脚，说这帮人是犯了杀人罪的逃犯，要求中国交人。中国没搭理。说句公道话，当时中越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接收这批人，既有道义上的考量，也确实有政治上的需要，这等于是在国际舆论场上给黎笋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乔清陆后来在一所航空学校当上了教员，用自己的飞行技术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出力。其他九个人也各自安顿下来，除杨文利后来去了法国投奔亲人之外，大部分人都在中国定居，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有人说他们是“义士”，有人说他们是“叛逃者”。这两种说法，其实就是立场不同罢了。对于当时的乔清陆来说，他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地方待着。战火连天、亲人被排挤、国家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这些东西堆在一起，足以压垮任何一个人的信念。他对中国的感情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父亲一砖一瓦搭起来的那座“延安情”的桥。一个人可以不认同自己的政府，但他有权选择自己认可的土地。这大概就是乔清陆这四十年给咱们留下的一点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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