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趁着一次汇报工作的间隙，雷英夫试探着向毛泽东开了口：“主席，您方才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下文化水平，业余时间想练练书法，什么时候您写了不要的字，给我一张学习行吗？”
毛泽东痛快地回了一句：“别要不要的嘛，写就写能要的。”
第二天，一幅带着典型毛体风格的《水调歌头·游泳》中堂书法送到了他手中。
这幅字后来被雷英夫装裱起来，挂在北京家里，可惜十年风暴期间被造反派抄走，再也没找回来。一幅字的遗失，像是他整个参谋生涯的隐喻——那些在最高统帅部亲历的惊心动魄，也像那幅字一样，被时代的风暴卷走了大半，好在还有一本1997年出版的《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把他记忆中最重要的几段往事留了下来。

关于仁川登陆的推演，是这本书里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1950年8月，朝鲜人民军打到釜山外围，金日成公开宣布这个月将是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一个月。雷英夫后来回忆，当时作战室里有一种“莫名的担忧”：美军驻扎日本的两个主力师为什么一直没动？朝鲜主力全部压到釜山，后方不空了吗？整个半岛像一根长长的冬瓜，中间被人切断怎么办？他提议分两组搞对抗性推演，从下午一直辩论到深夜，归纳出六条意见，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时间就在9月15日——那天是大潮，能淹没仁川港外那片致命的淤泥滩。
当晚，雷英夫带着六条意见先去西花厅找周恩来。
对着墙上地图，周恩来说：“莫急，一点一滴细说。”听完汇报，周恩来立刻带他去了菊香书屋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他把麦克阿瑟的冒险性格、仁川的水文条件、战场态势一一摆开，说了六个字：“有道理，很重要。”当天夜里就下令情报部门严密监视，并把判断通报给斯大林和金日成。
后来的事正如推演——9月15日，麦克阿瑟的舰队踩着大潮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一夜翻盘。
毛泽东后来感慨：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仁川之后，雷英夫的参谋生涯还在继续。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他是中国代表团军事顾问，坐在周恩来身后。
他后来撰文回忆日内瓦军事谈判的细节，提到一个关键转折：奠边府战役。当时越南人民军贸然发动总攻受挫，悲观失望想放弃，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坚持必须打，帮越南分析形势、修订计划、教他们挖坑道放炸药，还把云南帮越南训练的一个炮兵师调回去参战。
5月7日奠边府大捷，法国一看形势不妙，“马上软了下来”。
雷英夫在文中说得很直白：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说什么都白搭。

1958年炮击金门，雷英夫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身份参与指挥中枢决策。1959年西藏平叛，他也在一线参与，但这些重大事件在回忆录里着墨不多，真正写出分量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过程。
1959年11月，杭州。
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心议题是中印边界争端。雷英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按雷英夫自己的说法，“我是这其中的小字辈”。
会议首先由他口头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说明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
当他讲到一线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时，毛泽东摁灭烟蒂，插了一句话，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
据此，毛泽东提出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不干，我方单方面后撤。后来中国政府主动后撤20公里，并规定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雷英夫在书中写道，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但忍耐终究有限度。
1962年夏，雷英夫到中印西段边境勘察，在报告中写下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打，已经无法阻止印军的入侵。
1962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最后说了一句：“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
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全面开始，东西两线同时出击，打得印军措手不及。

雷英夫的这本书中还有一些闲笔，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
雷英夫写毛泽东对他的提携：1938年在抗大，毛泽东抽查学员笔记本翻到他的，向滕代远问情况，得知这个年轻人是“被贫苦逼上梁山”才投奔延安的，当场题了“斗争”两个字送给他。
后来毛泽东向叶剑英推荐他做参谋，再后来看到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批阅得密密麻麻，对叶剑英说“这娃娃有出息啦”。
毛泽东送他的绰号“洛阳才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半生标签。
这本书里还有一句话，老黑以为是最经典的一笔：在统帅部做参谋，最重要的不是提出多么天才的判断，而是在所有人都被胜利冲昏头脑时，还能冷静地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对手可能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