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毛主席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一连写到第七天，依旧不肯休息。
警卫员怕主席冻着，端一盆炭火放到他脚边，又找来饲养员当马垫子的毛巾毯垫在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毛主席忽然喊：“警卫员，你来一下。” 原来是专心写作，脚上的棉鞋被炭火烤着了，他沉浸文稿之中，许久都没有察觉。


1938年8月14日，河北南宫召开冀南各县代表会议。
会议决定设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由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日军已经占领华北的重要铁路和城市，冀南却要在敌军威胁下统一各县行政，组织地方武装，筹集抗战物资，把分散的抵抗力量联系起来。

一块缺少山地屏障的平原，为什么还能组织长期抗战？
四个月前，中共中央已经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军事部署中。

4月21日，中央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河北、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并建立抗日政权。

农民还要种地，日军又控制着交通干线，仅靠几支流动部队，很难在广阔乡村长期坚持。

同一时期，台儿庄战役传来胜利消息，中国军民为之振奋。

日军却继续向徐州集中兵力。中国军队在装备、工业生产和兵员补充方面处于劣势，如果把徐州会战当作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仗，即使奋力抵抗，也可能付出难以弥补的损失。

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抗战形势。毛主席指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认为抗战需要持久，但围绕徐州能否进行“准决战”，仍然存在分歧。

早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就已将持久战列为作战指导的基础主旨。到了徐州战场，双方仍须面对具体战役该怎样打的问题。

三天后，毛主席致电武汉方面，主张徐州可以打必要的战役决战，却要防止演变成战略决战，必须保留以后继续作战的力量。

5月19日，徐州失守，国民党军队撤出这座铁路枢纽。保卫武汉的战斗随即成为更紧迫的任务。

部队撤离以后，占领区里的抵抗又该怎么办？
毛主席在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已经要求新四军侦察部队先行，主力随后进入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并准备向长江以北发展。那里有日军据点和重要交通线，新四军必须依照实际敌情谨慎行动。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动员大批学生、工人和革命分子进入乡村，建立游击区。即使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能耽误部署。

周恩来、叶剑英随后向河南省委有关负责人传达指示，要求立即执行。

城市工作需要干部，乡村游击战争同样需要干部。国民党军队承担着正面战场的主要会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部队兵力和装备有限，还必须解决地方组织、群众动员和物资供应问题。

单凭日军兵力不足，并不能保证敌后武装能够长期生存。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下撰写《论持久战》。警卫员翟作军多年后讲起，毛主席写到第七天仍很少休息。夜里坐得久，脚冷，他便端来一盆炭火，又从饲养员处找了条垫马背的毛巾毯，铺到椅子上。

过了一阵，毛主席叫他进屋。
翟作军闻到焦糊味，发现棉鞋靠着炭盆，已经烧坏。他赶紧帮忙脱鞋、浇水灭火，又找鞋替换。

毛主席仍惦记着没有写完的文稿。
文稿中，毛主席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毛主席还专门论述政治动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士兵要补充，粮食要筹集，情报要有人传递，伤员要得到救护。组织群众并不只是增加拿枪的人，还要使一支部队在日军据点之间能够持续活动。地方建立行政机构、群众团体和自卫武装，军队才可能得到相对稳定的支援。

5月26日至6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连续讲演。7月1日，《解放》周刊刊出《论持久战》，延安和武汉随后印发单行本。与此同时，各地部队继续推进已经开始的敌后行动。6月17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车队，苏南敌后的战斗逐步展开。

冀南的工作则从军事活动深入地方治理。徐向前等率部进入这一地区，地方抗日武装得到整编，各县逐步建立抗日政权。8月20日，杨秀峰、宋任穷在南宫宣誓就职。冀南行署下设五个专区，涉及五十一个县，并推动统一行政、公平负担和群众组织建设。部队继续打仗，地方还要维持生产和抗战供应。

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冀南从此太平。
1939年1月，日军向冀南发动大规模扫荡。刘伯承、邓小平部署部队袭击、消耗敌军，力求限制日军对广大乡村的控制。2月9日，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撤出南宫县城，转往农村，继续领导冀南军民作战。

日军再度逼近南宫，县城里的军事指挥机关不得不撤走。
冀南的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则继续留在这片平原上，在日军据点之间开展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