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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期，王建安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受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指挥，1954年因病回国，并未与后来入朝的杨得志在朝鲜共事。1956年王建安补授上将军衔，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司令员邓华领导下工作。1959年陈锡联接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红军时期陈锡联曾是王建安的下级。1961年，经中央军委安排，王建安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在杨得志手下工作。军队按照职务确定指挥关系，高级将领之间服从组织安排。1959年10月，沈阳军区换了司令员。陈锡联接替邓华，王建安仍任副司令员。把时间往前推二十六年，两人的位置完全不同。1933年，王建安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陈锡联正在这个师所属的二六三团任营政治委员，随即升任团政治委员。师和团之间有明确建制关系。到了1959年的沈阳军区，陈锡联成为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职务却是副司令员。旧日的师团关系没有延续成一张终身不变的座次表。王建安此时也绝非缺少高级指挥经历。1949年，他已经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占领杭州后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1952年9月，他又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个做过兵团主官的人，回国几年后连续担任大军区副职，职务变化并没有沿着过去的级别只升不降。王建安进入沈阳军区是在1956年12月。此前他已被授予上将军衔，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同样是上将。两人的军衔相同，军区里的岗位却一正一副。王建安按照副司令员职务进入军区领导班子，邓华以司令员身份主持军事工作。这两个人的工作关系，在朝鲜已经出现过一次。1952年，彭德怀因病回国后，邓华主持志愿军工作。王建安9月赴朝，掌管第九兵团。那时战争已经进入阵地战阶段，第九兵团的作战处在志愿军总部统一部署之下。兵团司令员有自己的指挥责任，但兵团并不脱离志愿军总部单独行动。同一时期，杨得志也在朝鲜。他1951年2月率第十九兵团入朝，比王建安早了一年多；1952年夏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1953年4月，王建安提出组织反击作战的意见，杨得志将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随即复电杨得志、王建安，同意在准备充分、有把握的情况下组织小规模歼击战。4月30日，志愿军召开兵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邓华主持，副司令员杨得志参加，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也参加。会议研究夏季反击战役的方针和部署。三个人在这时已经处在同一套指挥体系里，一个主持志愿军总部，一个任总部副司令员，一个任兵团主官。1954年春，王建安因病回国。杨得志也于1954年回国，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4月，杨得志出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则在1956年进入沈阳军区，在邓华手下担任副司令员。几名在朝鲜战场承担不同职务的高级将领，回国后的岗位重新组合。1959年，沈阳军区司令员由邓华变成陈锡联，王建安没有随之转任正职，仍留在副司令员岗位。红军时期的师政委和团政治干部，此时按沈阳军区的新任职重新形成工作关系。两人也都是上将，军衔并没有改变司令员与副司令员的职务区别。1961年10月，王建安调往济南军区，职务仍是副司令员。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已经由杨得志担任六年多。八年前，两人在朝鲜一个位于志愿军总部，一个负责第九兵团；到了济南，岗位变成军区司令员与副司令员。王建安到任后参与组织军区部队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按照新的分工承担军区军事工作。王建安身上同时存在三种容易混在一起的关系。1933年，他的职务高于当时在八十八师所属团任职的陈锡联；1953年，他以兵团司令员身份接受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杨得志已经担任总部副司令员；1956年以后，他又与邓华、陈锡联、杨得志先后形成大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的工作关系。其中任何一种关系，都没有把另两种关系取消。红军时期谁在师部、谁在团里，是当年的建制；1955年、1956年授予上将，是军衔；到了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谁任司令员、谁任副司令员，则由当时的任职确定。王建安过去做过兵团司令员，也曾是陈锡联所在师的政治委员，这些经历没有自动改变1959年的沈阳军区职务，也没有改变1961年的济南军区职务。1969年，王建安离开济南，转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到这时，他已经先后在沈阳、济南、福州三个大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昔日的兵团司令员身份仍写在履历中，红军时期的上下级关系也仍属于各自的经历，但每一次新的任命落下，部队实际运行所依据的，都是眼前这张新的职务表。

王建安上将非常特别。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过第9兵团司令员。回国后，却连续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分别作为邓华、杨得志、韩先楚三位上将的副手。但是，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