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1日，被俘的杜聿明被押到一处村庄，我军给他端上了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在战场上，能烧出这四个菜，已经是十分丰盛了。

1949年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接近尾声，陈官庄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全线崩溃，1月9日深夜，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十余人，化装成普通士兵仓皇突围，一路往东北方向逃窜，打算赶到黄口火车站再想办法南逃，走到张老庄村外时，一行人早已疲惫不堪，正好撞见了拾粪的段庆香。

领头的士兵上前搭话，一边打听附近有没有解放军、去黄口火车站怎么走，一边神色慌张地四处张望，段庆香常年在这一带生活，见过的国民党兵不少，一眼就看出这伙人不对劲，普通士兵不会这么在意解放军的布防，更不会说话时眼神躲闪，他心里有了数，故意淡淡地说："这周围村村都驻着解放军。"

话音刚落对方脸色瞬间惨白，紧接着，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男人快步上前，不由分说把一枚金戒指塞到段庆香手里，压低声音说："老乡，这点小意思，你千万别告诉解放军，"段庆香假意收下，转身回村后立刻就找到了村里的解放军后方医院报信。

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年轻战士，听说情况后二话不说就追了出去，追到村北一里多地的杨树林里，果然截住了这伙人，一开始被俘的人自称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官，叫高文明，可登记时连自己的印章都拿不出来，破绽百出。

当晚这人趁守卫不备捡起一块石头猛砸自己额头，血流满面，旁边的随从情急之下失声喊道："杜长官，您这是何苦啊！"

这一声"杜长官"，彻底揭开了谜底，此人正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淮海战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他的被俘，标志着淮海战役正式落下帷幕。

消息传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立刻指示军医为杜聿明处理伤口，还专门安排炊事班做了六菜一汤招待，有红烧牛肉，马肝烧大蒜，马肉炒韭菜，包菜炒鸡蛋，当时战场物资极度紧张，能拿出这样的伙食标准，已经是最高规格的优待，但杜聿明情绪低落，只勉强动了几筷子，政委郭化若试着提起黄埔军校的往事缓和气氛，见他始终心结难解，也便不再多言。

随后粟裕首长专门发来指示，要求务必将杜聿明安全护送到野战军总部，负责押送的机要参谋苏荣一路上没有摆架子，而是耐心地跟他讲解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聊战局、谈时局，慢慢的杜聿明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甚至开始主动分析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失误。

真正让杜聿明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是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

刚进功德林时，杜聿明一身是病：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还有严重的脊椎结核，走路时腰都直不起来，这些病在国民党时期就落下了，常年征战根本没机会好好治。他自己都觉得，这身病怕是要带到棺材里了。

可让杜聿明没想到的是，管理所不仅没有为难他，反而专门安排医生给他做全面检查。为了治疗脊椎结核，所里给他量身定制了石膏矫正床；当时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国内不能生产，西方国家又搞封锁禁运，政府专门派人绕道香港、澳门花重金采购，日常饮食更是开了小灶，牛奶、鸡蛋、鱼肉不间断，保证营养供给。

有一次杜聿明偶然听说，治疗他脊椎结核的花费折算下来没多少钱，忽然就想起了1931年的往事，那时候他经济拮据，女儿想吃一块油炸臭豆腐，他翻遍全身口袋都凑不出那几个铜板，对比之下自己当年为蒋介石出生入死，一身病痛没人真正在意；如今作为战俘，共产党却不惜代价给他治病，这种强烈的反差，像一根针戳破了他心里固守多年的壁垒。

1958年，管理所组织战犯参加生产劳动，杜聿明被安排学种葡萄，一开始他连苗都栽不活，几株葡萄死了，他还认认真真写了检讨书，后来他虚心向技术员请教，一点点摸索门道，第二年就迎来了丰收，附近的农民都管他叫"杜师傅"，手上沾了泥土，心里反而越来越透亮，他开始真正理解"劳动创造价值"这句话的分量。

十年时间，杜聿明从一个宁死不降的"忠蒋派"，变成了能够客观反思国民党失败根源的学习者，他在学习讨论会上说，国民党输不是输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输在失去了民心、输在腐败丛生。

1959年12月4日，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令颁布，杜聿明作为首批33名改恶从善的战犯之一，重获自由，走出功德林大门那天，他站在阳光下愣了很久，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政府安排他们暂住旅馆，有专人照料生活，杜聿明第一次独自出门，径直去了天安门广场，几年前他以战犯身份站在这里，如今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后来台湾方面多次派人联络，许诺高官厚禄劝他去台湾，杜聿明都一一婉拒了，他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还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