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一个亲戚走了，我回去吊唁随礼，原打算给800块。走到礼桌前，记账的人问我，你是给他家哪个儿子随礼？
​我愣在那。老人三个儿子，各摆各的账桌，各收各的礼。我这点钱，给谁？

三张桌。一张靠东墙，一张在堂屋门口，一张支在院里老槐树底下。三本礼簿都是红的，封皮上没写名字，只用圆珠笔在角上标了“大”“二”“三”。每张桌上还压着塑封的收款码，码下面也写着同样的字。东墙那个记账的嘴里咬着笔帽，堂屋门口那个嗓门大，老槐树底下那个不咋说话，只把礼簿翻开，一页一页捋。

我手里那800块，是早上从镇上银行取的。八张一百，拿橡皮筋勒着，在裤兜里攥出了汗。我先走到东墙。记账的问我：“随多少？”我说：“等会儿。”他又问：“你是哪边的客？”这话把我问住了。

我算哪边的？老人是我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喊他一声长辈。小时候我去他家，他给我抓过一把炒花生。后来我出去上学、上班，见面少了。可每年过年回去，他碰见我都要问一句：“啥时候再回来？”

我往堂屋门口走了两步。二儿子那边的记账人把礼簿翻开，笔尖悬着。我又退回来。老槐树底下那张桌，三儿子坐在旁边，正低头看手机。记账的抬头：“你写哪本？”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三张桌中间隔了不到两步，我却像走了很远。大儿子袖口别着孝布，二儿子孝帽有点歪，三儿子鞋帮上全是泥。三个人各忙各的，谁也没往另外两张桌上看。

灵棚里，老人遗像摆在小方桌上。照片是前几年拍的，穿着灰褂子，嘴角抿着，像在忍着笑。遗像前放着一个旧搪瓷缸，白底蓝花，边上磕掉一块瓷。那缸子我认得。老人以前赶集卖菜，零钱都塞里头。有一年我跟他去集上，他卖完一筐韭菜，把缸子里的钢镚倒出来数，数完给我买了个烧饼。他说：“钱不多，得数清。人多了，账不能乱。”

这话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直到我站在这三张礼桌前，才觉得那缸子摆在遗像前，有点扎眼。

记账的等急了，问我：“到底给哪个儿子？”我问他：“老人自己没账桌？”他愣了愣，说：“白事哪有给死人的账桌，都是后人的。”我又问：“那这礼是给老人的，还是给儿子的？”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干，说：“都这么记。你给谁，就是谁的人情。听说这边都这样，往后谁家有事，各还各的礼。”

我捏着钱，三张桌都看着我。大儿子从灵棚里出来，眼睛红着，冲我点点头。二儿子在堂屋门口招呼人，嗓门很大。三儿子还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我办事那回。老人来吃席，记账的也问过他：“你三个儿子，写哪个？”老人把拐棍往地上一戳：“我还没死呢，写我。”旁边人都笑。他掏出一卷零钱，礼簿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那本礼簿早不知道扔哪去了，可他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三张桌离得不远，可三本礼簿上的名字，我谁都不想写。我要是写了大儿子，二儿子那边记账的笔就停住。我要是写了二儿子，三儿子那边就有人抬头看我。写谁，都像把老人拆成三份。可老人活着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人。

我把800块从兜里拿出来，橡皮筋勒得手指发白。三张桌的记账人都伸长了脖子。我走到灵前，把搪瓷缸往旁边挪了挪，钱没放缸里，太显眼。我转身问东墙那个记账的：“礼簿最后一页还有空吗？”他说：“有。”我说：“写老人名字。”他笔停住了：“没这么写过。”我说：“他当年就这么写。”他扭头看大儿子。

大儿子走过来，嗓子哑着问：“咋了？”我说：“这800是老人的人情，不是你们三家的。”大儿子没接话。二儿子也过来了，三儿子这才把手机收起来。三个人站在三张桌后面，谁都没先伸手。

院里风从老槐树底下穿过来，礼簿纸角翻得哗哗响。记账的压低声音问我：“那钱给谁？”我看着他手里的笔，说：“你写老人。钱你替我交到账上，回头你们兄弟仨怎么分，是你们的事。”大儿子说：“这不合规矩。”我问他：“老人随礼写自己名字那会儿，合谁的规矩？”他嘴张了张，没答上来。

记账的到底没写老人名字，只在最后一页空白处画了个圈。我把800块压在搪瓷缸底下，转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听见后面三张桌同时翻礼簿。我没回头。那800块最后谁拿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后来我老想起那一幕，心里还挺难受的。只记得老人遗像前那个搪瓷缸，缸口缺了一小块，像他当年数钢镚时，总也数不平的那几枚。

换作是你，站在那三张礼桌前，这800块，你会写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