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到底可怕到何种程度？说句实话，人类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领袖，能像他那样，对同僚与伙伴发动那般残酷灭绝性的整肃行动举措吓人。
冶金工程师伊万·彼得罗维奇失踪的第三天，他的妻子玛莎被叫到了工厂的人事处。负责人递给她一张表格，让她签字。“彼得罗维奇同志被调往乌拉尔的重要项目，”他语气平板，“这是机密调动，家属不得随行，也不得通讯。”玛莎的手在发抖，她认得表格上那个印章——内务人民委员部。她签了字。
伊万此刻正在一列封闭车厢里。没有审讯，他被直接送到西伯利亚一个代号“特别设计局-7”的地方。那里有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甚至伙食不错。一位少校告诉他：“你的任务是优化高炉耐火砖的配方。你的任何专业意见在这里都会被认真听取，但仅限于技术报告之内。”
伊万很快发现，这里聚集了数十位“消失”的专家：农业学家、飞机设计师、化学家。他们可以争论技术细节，但绝不能将任何结论与“上级指示”“既定方针”联系起来。一次，伊万在报告末尾附了一句：“若采用此优化方案，可避免因材料缺陷导致的生产事故。”报告被退回，那句话被用红笔划掉，批注是：“仅陈述技术参数。”
恐惧以另一种方式显现。1937年初，设计局来了新领导科尔涅夫。他曾是业界有名的直言者。一次内部会议，一位年轻工程师激动地指出某项冶金标准存在安全隐患，数据确凿。会议室一片寂静。科尔涅夫沉默了几分钟，最后说：“标准是经过批准的。你的职责是设法达到标准，不是质疑标准。”散会后，伊万看见科尔涅夫在走廊尽头点燃香烟，手指微微颤抖。
真正的考验在1939年到来。设计局接到为新型坦克装甲测试合金样本的任务。伊万的小组反复实验后确认，当前采用的镍铬比例在极端低温下会变脆。他们计算出新的配比，并附上了完整的实验录像——炮弹击中改良样本后只留下浅坑。报告由伊万亲自密封，交给科尔涅夫。
一周后，科尔涅夫召集伊万。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报告我看了，”科尔涅夫把报告推回给伊万，声音压得很低，“数据很漂亮。但批准当前比例的是重工业部的巴甫洛夫委员。他上周刚在《真理报》上撰文，称赞现有装甲‘代表了苏联工业的最高成就’。”科尔涅夫顿了顿，“你明白吗？现在证明他错了，就是破坏胜利信心。”
“可前线的士兵会付出代价。”伊万说。
“代价会有，”科尔涅夫直视着他，“但那是战争的代价，不是某个人的错误。你的报告，存档吧。会有用的，等时机合适。”他指了指墙上的保险柜。
伊万把报告锁了进去。他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1941年冬天，设计局收到前线反馈，T-34坦克在莫斯科郊外的严寒中，部分装甲出现异常开裂。那时，巴甫洛夫委员已因其他问题被逮捕处决。科尔涅夫立刻打开保险柜，取出伊万的报告，以设计局名义火速上报。新配方被采纳。
伊万没有因此获得自由或表彰。他继续留在设计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他被一辆车送回了莫斯科。他的户口早已注销，房子住进了别人。他站在人事局的档案室，看着自己的名字旁边写着：“1942年于卫国战争中牺牲。”
他唯一带出来的，是一份泛黄的报告副本，首页右下角，有科尔涅夫当年用铅笔写的、后来又被擦掉的一行小字痕迹：“正确，但不合时宜。”伊万把副本折好，放进大衣内袋。外面春雪正在融化，街上的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做准备。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穿着旧大衣的老人。他走过喧闹的广场，消失在莫斯科的人群里，像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