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陶勇，溺亡在招待所的后院井中，遗体上还被打上黑叉，8个月后，妻子朱岚也被迫害，夫妻二人接连离去，留下几个孩子四处漂泊，没人敢伸手相助。

1975年临近年末，陶勇的几个孩子走进上海龙华火葬场。
工作人员没有把他们带进骨灰存放处，而是领到围墙边的一处土坡。三棵冬青树之间，埋着一盒已经放了多年的骨灰。1967年陶勇遗体火化后，家属没有按正常程序领回骨灰，一名火葬场工人把它悄悄保存下来。

八年之后，孩子们才重新把父亲的遗骨接回手中。

1967年1月，陶勇身兼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月15日，他主持东海舰队常委会议，舰队党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部队不搞“四大”。

17日至20日，他又到文工团、体工队以及舰队所属工厂、学校处理不断扩大的冲击。
东海舰队承担海防和战备任务，陶勇还能发布舰队命令，也能下到基层做工作；上海地方运动对部队的冲击却没有停下来。

1月21日中午，陶勇进入东海舰队司令部院内海军招待所105房间休息。
下午两点多，他走到楼旁花园，遇见招待所所长，让对方去找理发员。大约一刻钟后，所长和理发员回来，花园里已经看不到陶勇。几个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口浇花井里发现了他。

人被拉上来后立即抢救，随后送往海军医院，当天下午死亡。

1月23日晚，遗体接受检验。
肺部有水，结论只能到“生前溺水”为止。陶勇是自己进入水井，还是受外力落井，没有作出判定。救人时井边现场已经被改变，最直接的勘查条件随之消失。

十二年后，海军再次调查这起死亡事件，仍没有取得足以改变这一结论的突破。

与此同时，另一套处置已经落到陶家头上。

陶勇死后不到四小时，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的已经把他定为“叛徒”。遗体随后遭到侮辱，被倒墨汁、戴高帽，脸上打了叉号。家中连续遭到冲击，孩子被集中看管，朱岚也受到围斗。陶勇怎样落井还没有答案，他的身份、名誉和家属处境却已经在迅速改变。

朱岚没有离开上海。丈夫死后，她继续为陶勇申诉，整理死亡疑点，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许世友曾派人接她离开，她没有走。

1967年8月，朱岚被带走秘密关押，随后在迫害中死亡。
从1月下旬到当年秋天，前后约八个月，陶家的父母二人相继离世，留下八个子女。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反映陶勇的冤情。周恩来听后指出，陶勇长期参加抗日战争，把他定成“日本特务”说不通。这样的意见后来推动了平反，却没有立刻改变陶家孩子已经形成的处境。

父母都不在以后，孩子们的处境很快分散。

兄妹一度被关在低矮破旧的住处，钱越来越少，米缸也快见底。几个妹妹背着被子出去投亲，希望暂时有地方落脚。那时株连已经扩散到家属，亲友不敢收留，她们又背着被子回到原处。

一个将军家庭原先依靠的住房、警卫、组织关系和生活供应，在短时间里一项项失去作用。

可孩子们并没有真正被所有人推开。
有人冒险上门看望，舰队水兵、科研所干部、警卫战士、根据地乡亲和东北农村群众，都曾在不同时间帮助陶家的孩子。

许世友继续过问他们的安置，后来批准陶勇夫妇的八个子女参军。

有人不敢公开留宿，也有人换一种方式把他们接住。连陶勇的骨灰也是这样留下来的。火葬场工人没有能力改变对陶勇的政治处置，也无法追查那口井。他能做的，只是把骨灰埋进围墙边的土里，记住三棵冬青树的位置。等到陶家孩子多年以后再来寻找，那块地方还在。

1975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陶勇平反恢复名誉。
周恩来曾指定将他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1977年7月，骨灰安放仪式终于举行；1979年1月，新华社公开报道陶勇已经平反昭雪，东海舰队及所属部队陆续召开恢复名誉大会。

平反解决了陶勇的政治名誉，井里的最后十几分钟仍没有答案。

1979年海军再次追查，也没能确定他究竟怎样落入那口浇花井。

到这时，陶勇的骨灰已经离开龙华火葬场那处土坡，八个孩子也陆续走进部队。围墙边的三棵冬青树还在，那里曾经埋着一盒没有被允许交给家属、却被一个普通工人留下来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