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清华大学准备招生，偏偏负责出文科试题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考试前突然出国访问去了，原定试题迟迟没能出出来。


1932年的北平，进入七月，日头把清华园的青砖路面晒得发白，槐树底下落满了细碎的槐花，蝉从早上一直叫到傍晚，声音里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劲道。


按理说，七月里头本该是招考阅卷的当口，可中文系那边却出了点岔子：系主任朱自清正在英国访学，归期未定，原定由他操刀的招生试题，这会儿还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代理系务的刘文典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的扇子摇了两下又停下，桌上摊着几份旧卷，他伸手翻了翻，墨香混着窗外的热气涌进来，让人心里更烦。


国文试题不能空着，这是顶要紧的事，他在屋里转了两圈，最后抓起一本线装书，出门右转，沿着那条种满了柳树的小路，去找陈寅恪。


陈寅恪的住处就在清华园里一处僻静的角落，推门进去，满屋子都是书的气息，书架上的旧书堆得高高低低，案头摊着几页刚写就的手稿。


刘文典把情况说了，陈寅恪正坐在窗边看一份手抄本，听了这话，把书搁在案头，没说什么客套话，只是点了点头。


试题总要有人出，他前些时候就琢磨过，这几年的国文考试，不是考些空泛的时文议论，就是让学生默写古文，考完了也看不出根底深浅。


可要是完全抛开旧学，只考白话文章，又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接下这件事以后，陈寅恪在那间堆满书稿的屋子里待了几天，他翻出几册旧书，有时候在纸上写写画画，有时候就对着窗外发呆。


最后他定了两个题目：一道是作文，另一道小题，只有五个字的上联："孙行者"。


考试那天，考场设在清华园的几间大教室里，日头依旧毒辣，知了在树上一个劲地叫。


考生里头，有从北平各中学毕业的学生，也有从天津、上海甚至更远地方赶来的年轻人，穿着长衫或者学生装，手里拎着藤制考篮。


试卷发下去，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有人先翻到后面看作文题，再回头看见那一行"孙行者"，当场就愣了一下。


教室里的吊扇要是有的转，也是慢悠悠的，带不起多少风，考生们坐在木质的靠背椅上，有人从考篮里摸出一块手帕擦汗。


卷子上的油墨味还没散尽，"孙行者"三个字用毛笔写了，墨色浓淡不一，大概是刻版工人早晨刚刷上去的。


监考老师背着手在过道里走，皮鞋踩在水门汀地上，发出规律的声响，底下有人挠头，有人咬笔杆，也有人压低声音咳嗽，算是给自己提个神。


"孙行者"三个字，出自《西游记》，家喻户晓，可对下联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有个戴眼镜的学生，盯着题目看了半天，忽然在草稿纸上画了两个字，又划掉，再写，纸角都皱成了一团。


他右边坐着的同学倒是写得飞快，"胡适之"三个字一横一竖落在纸上，写完还颇为自得地吹了吹。


当然，也有人写"祖冲之"，这是位数学家，名字里"冲"对"行"，"之"对"者"，字面上严丝合缝；


据说还有人对"王引之"，对"韩退之"，甚至有人在考场里头憋得满头大汗，写了"吕奉先"或者别的什么，交卷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太对劲。


有个从南方来的考生，后来跟人回忆，说他当时在考场上盯着这三个字看了足有半支烟的工夫，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稀里糊涂写了个答案上去，出了考场才一拍大腿，想起来该对什么。


阅卷是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进行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堆满了试卷，陈寅恪坐在其中，面前摊着一叠考卷，他一份一份翻看，偶尔用毛笔在卷角记点什么。


刘文典也凑过来看了几眼，指着一份卷子说了句什么，陈寅恪就笑一笑，拿笔圈了个记号。


窗外的蝉声透过玻璃窗传进来，屋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后来闲谈时陈寅恪提起，觉得这五个字里，"祖冲之"最工。


理由说得很具体："祖"对"孙"，是辈分对辈分；"冲"对"行"，是动词对动词；"之"对"者"，是虚字对虚字。


而且"祖冲之"与"孙行者"都是三个字的人名，一个南朝的科学家，一个明朝小说里的猴王，虚实之间，字面底下藏着机巧。


当然，"胡适之"也对得上，但"胡"字对"孙"字，在词性上终究不如"祖"字来得贴切。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手里大概还握着那杆没来得及搁下的毛笔。


这道题目后来传了出去，在北平的学界引起了些议论。


有人觉得好，说五个字就考得出学生对中国文字的理解；也有人摇头，说招生考试不该出这种偏题，让考生无所适从。


但不管旁人怎么争论，那一年清华的国文试卷，到底因为这五个字而被记住了。



后人提起这件事，往往爱往大了说，什么"民国风度"之类的词往上头堆。


其实回到一九三二年的那个夏天，事情简单得很：一个系主任出了远门，另一个教授临时接下任务，在一张堆满旧书的桌子上写下五个字，然后两千多名考生在闷热的考场里抓耳挠腮。


日头慢慢西斜，清华园里的槐树落下一片影子，蝉鸣声渐渐稀了。只是那张试卷上的一行墨迹，像一颗偶然落进湖心的石子，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隐约漾着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