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 载沣 将家人全部叫到一起，废除王府沿袭多年的请安制，然后对家人们说：“以后大家都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称呼同志吧！”而他另一个决定让自己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1911年的变化因此非常关键。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载沣退出摄政位置。过去人们见他要讲王府礼法，可清朝灭亡以后，那套礼法失去了国家制度的支撑，只能继续留在家门以内。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后他亲手取消家里的请安礼，意义才不一样：这不是年轻人挑战老人，而是旧制度中走出来的人自己松开了手。
其实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醇亲王府内部已经开始变化。1947年9月1日，竞业小学正式开学，载沣以“金静云”的名字担任董事长，儿子溥任以“金友之”的名字担任校长。学校还允许困难家庭申请减免学杂费，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免交费用。曾经普通百姓很难踏入的王府，开始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
这个细节比许多传奇故事更值得琢磨。清朝还在的时候，王府首先用于区分皇族和普通百姓；到了1947年，载沣家已经拿房子办学校。身份壁垒正在现实生活中一点点松动。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外面有人闯进来把规矩砸掉，而是这个家庭自己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1948年底，形势又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城里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1949年1月，北平实现和平解放。载沣随后通过收音机了解外面的情况。2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北平开始和平以及解放军入城后秩序安定等内容。对经历过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老人来说，社会秩序恢复本身就是非常直接的感受。
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王府里的老礼节失去了继续维持的土壤。过去请安，是因为一家人被安排在严格的等级链条上；新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再守着前清王府的繁文缛节，已经与外面的时代完全脱节。载沣让家人改变旧礼俗，其实是承认了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历史已经换了方向。
但真正困难的还不是改称呼，而是怎么处理祖宅。醇亲王府不是普通四合院。这座府邸与晚清政治史联系极深，规模庞大，维护成本自然不低。清朝时期，亲王身份可以支撑这种生活；到了1949年，再靠旧式王府经济养活一大家人，已经没有现实条件。留着祖宅看似守住体面，实际上可能变成全家的负担。
载沣后来作出的决定，比取消请安更加彻底——卖掉醇亲王府。现有资料显示，1949年9月，醇亲王府出售给国家重工业部所属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北京旧王府当时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而醇亲王府是通过购买方式进入新的社会用途。
从中国历史的长线看，这一笔交易颇有象征意味。过去修建和扩充王府，要动用大量财富来维持皇族生活；几十年后，同一片建筑空间却转向教育等公共用途。房屋还是那些房屋，门窗还是那些门窗，使用它们的人和服务对象已经改变。一个时代的结束，有时候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仪式，一张房产交易契约就足够说明很多问题。
卖掉王府以后，载沣也没有再寻找另一座能够摆亲王排场的大宅。资料记载，1949年11月，他迁往东四北魏家胡同；1950年又迁居东城利溥营。曾经进出宫廷、身居摄政王高位的人，到晚年已经生活在北京普通街巷之中。
他的另一项选择同样容易被忽视。相关资料记载，载沣把家中的部分文物、书籍赠给北京大学，1950年还认购了胜利折实公债。过去王府里的收藏属于一个皇族家庭，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部分资源开始进入教育和公共领域。与其纠结他嘴上怎样描述新时代，不如看看他实际怎样处理自己的财产。
这里还可以联系到载沣更早的一段经历。1901年，十八岁的他奉命赴德国处理克林德事件，那时他代表的是一个在列强压力下步履艰难的晚清政府。四十八年过去，中国的社会面貌已经完全不同，而当年那个奉旨出洋的亲王，也成了胡同里的普通居民。一个人的身份变化，背后其实压缩着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
载沣对权力的认识也与很多晚清遗老不同。他退出摄政位置以后，没有再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面对日本侵略势力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他也没有借儿子的身份重新追求政治地位。这并不能抹去晚清统治本身的问题，却说明他后来没有把恢复昔日权势当成人生目标。
所以，1949年那个家庭会议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一句“互相称呼同志”有多新鲜，而在于一个做过摄政王的人亲自宣布：从今往后，家里不必继续按照王府的旧等级生活。过去别人向他请安，是制度赋予他的特权；如今由他自己取消，等于承认那套身份关系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北京病逝。按照1883年2月12日的出生日期计算，他去世时尚差九天满68周岁，传统记岁则称享年68岁。此时距离他卖掉王府不过一年多。曾经显赫一时的醇亲王家族，已经散入北京普通社会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