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派人来谈，条件并不差，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的番号可以保留，官兵不拆散，补给按解放军标准执行，军官原来的职务也尽量保留。对一名带兵多年的国民党中将来说，这几乎已经把能谈的都摆到了桌面上。
1948年11月8日清晨，徐州通往贾汪的路上，一辆吉普车开得很急。车上的张克侠已经顾不上太多，他必须在部队行动以前赶回去。几小时前，他还被留在徐州开会，而贾汪那边，两万多人的去向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这并不是两名将领突然改变主意。恰恰相反，这场起义准备了很长时间。淮海战役开始前，第三绥靖区内部已经暗流涌动，张克侠、何基沣与华东野战军之间也早有联系。
第三绥靖区守的是徐州东北方向，下辖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两支部队都有旧西北军背景，官兵跟着老长官多年，内部关系盘根错节。这样的队伍有一个明显特点：士兵认长官，军官认部队，谁都不愿几十年的老番号说没就没。
所以，真正谈到行动时，问题很现实。
部队过去以后是不是立即拆散？原来的军官怎么办？下面几万名士兵吃什么、穿什么？家属怎么办？过去的上下级关系还认不认？
这些问题若说不明白，只要求一句“马上起义”，很难让一支完整部队真正动起来。陈毅方面安排人员与他们接触，给出的安置思路相当明确：尽量保持原有建制，官兵不轻易拆散，待遇按照解放军标准保障，原有军官也根据情况继续安排工作。
这几项看起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当时的带兵将领却很关键。
他们最怕的不是换一块牌子，而是部队一过来，几十年的老部下被分得七零八落，自己连下面的人都交代不了。能把这一层顾虑解决，实际上就把起义最难过的一道坎先搬开了。
到了1948年11月，战场上的时间已经不允许继续拖。
11月5日，华东野战军联络人员杨斯德按照陈毅的安排来到贾汪，将行动时间正式通知何基沣。计划定在11月8日。偏偏这个时候，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已经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
冯治安与张克侠、何基沣共事多年，并非不了解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张克侠此前多次劝他一起行动后，他的戒心越来越重。张克侠被留在徐州，不准随便返回前线，何基沣身边也受到严密监视。
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开始。
两天后的起义如果不能按时发动，华东野战军向徐州东北方向推进的计划就会受到影响。更麻烦的是，一旦事情暴露，已经准备行动的军官很可能失去对部队的掌握。
11月7日晚，冯治安又把一批高级将领召到徐州开会。会议一直拖到8日凌晨。张克侠明白，再留在那里，贾汪的部队就可能群龙无首。
凌晨4时左右，他设法乘车离开徐州。
上午8时，张克侠终于赶到贾汪，与早已做好准备的何基沣碰面。两人简单商量后，决定不再等待原定时刻，把行动提前。上午10时，第三绥靖区所属部队开始起义。
这里有个细节很容易被写错。
当时并不是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所有部队整齐划一地全部行动，而是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八〇师，第七十七军第一三二师以及第三十七师第一一一团等部，共约2.3万余人。何基沣、张克侠率这些官兵从贾汪、台儿庄一线撤出原有阵地。
人数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站的位置。
第三绥靖区原来守在运河一线，相当于徐州东北面的一道门。这里一空，华东野战军部队便能迅速通过原防区向南穿插。国民党徐州集团原本依靠这条防线牵制解放军的部署，一下出现了明显缺口。
与此同时，黄百韬兵团正向徐州方向收缩。
战场最宝贵的往往不是多少公里，而是几个小时。运河方向的通道打开后，解放军得以更快向徐州以东推进，对黄百韬兵团形成截击。到11月11日前后，黄百韬部被压缩、包围在碾庄一带，随后进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最激烈的围歼战。
这也是贾汪起义为什么一直被认为具有重要作用。
它并不是靠两万多人直接决定整个淮海战役，而是在最需要速度的时候，让一段原本必须强攻的防线突然失去了阻挡作用。少打一场硬仗，就意味着少付出一份伤亡，还给主力部队抢出了宝贵的穿插时间。
起义后的处理同样值得注意。
两支部队并没有刚离开原阵地就被马上拆散，而是先进行集中整训，让原来的官兵关系尽可能稳定下来。等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番号和编制以后，部队才进入新的整编体系。
其中，第五十九军起义部队后来与其他部队合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张克侠任军长；第七十七军起义部队则参加组建第三十四军，何基沣任军长。两人此后又随部队参加了渡江、上海等作战。
从这个结果再回头看当初那些条件，就容易理解了。
所谓保留番号、保持建制，不是简单给几名高级军官留面子，而是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避免一支两万多人的部队因为突然拆分而失控。先让人心安下来，再完成整训和统一改编，这比仓促打乱原有体系稳妥得多。
11月8日上午那几个小时，表面看只是两万多人离开了一段防线，实际上却改变了徐州东北方向的战场节奏。枪声之外，谈判、信任和人的选择，同样能够左右战争的进程。这一点，才是贾汪起义多年以后仍值得反复回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