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待过的华人说，那些七八十岁甚至更大的老人，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欧洲人身体好，抗造，其实真不是，关键差别在于，人家把最后那道选择题，提前做完了，而且做成了法律。
 
信源：（澎湃新闻——《为什么欧美少有长年卧床的老人？看完令人深思！》）
 
去过德国的很多外国人在当地的医院和养老院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那些七八十岁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人，身上很少插满各种维持生命的医疗管道，在病床上痛苦挣扎度日的情况几乎很难见到。
 
初到一个国家面对这种场景，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是当地人的体质底子好，或者医疗保健水平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特殊秘诀。
 
然而只要在当地生活得久了就会发现，这跟基因抗造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的分水岭藏在一张早早被写进法律的纸里。
 
在许多人的固有观念里，亲人一旦病重进了医院，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家属也会砸锅卖铁要求医生用上最好的设备。
 
呼吸机、心脏起搏器、胃管、透析机，各种高精尖的医疗器械齐上阵，仿佛只要心电图仪上的线条还在跳动，生命就还在延续。可是在德国，这种无休止的、依靠机器强行维持生命体征的场景并不多见。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的成年人在步入一定年龄后，普遍会提前去公证处或者找家庭医生签署一份被称为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
 
这份文件可不是随随便便写着玩的空洞口号，它具有极其严格的法律效力。一个人在思维清晰、完全清醒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写下自己对未来医疗处置的底线。
 
比如当自己遭遇不可逆的严重疾病、陷入深度昏迷或者走到生命尽头时，拒绝使用人工呼吸机，拒绝进行创伤性抢救，甚至拒绝非自然的营养输入。
 
只要这份预嘱生效，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无论是日夜操劳的子女，还是手握手术刀的主治医生，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当事人生前的意愿。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让子女在父母生死抉择面前签字放手，是一件极其残忍且需要背负巨大道德压力的事情。
 
在很多文化里，如果做子女的眼睁睁看着父母被拔掉管子而无动于衷，往往会招来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唾沫星子，甚至连自己心里那一关都过不去。
 
这种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常常逼着无数家庭在ICU的门外倾家荡产，也要维持亲人最后一口微弱的呼吸。
 
但是德国的这套法律恰恰把这道沉重无比的选择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由当事人自己提前做完了。
 
当事人亲手拿起了笔，把最后那段路的尊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灾难真的降临，老人已经丧失了表达能力时，医生不会去征求痛哭流涕的家属究竟该不该继续抢救，而是直接调阅那份法律文件。
 
家属纵然心里有千般不舍、万般难过，也无法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去推翻患者生前的白纸黑字。
 
法律在此时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把本该属于个人的自主决定权完完整整地保护了起来，同时也把家属从那种两难的人性煎熬中解脱出来。
 
没有了那些冰冷的机器日夜不停地强行续命，老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以回归到一种更为自然的状态。
 
医院和护理机构的重心，也随之从无意义的过度治疗转向了舒适化医疗。疼痛管理、心理疏导、亲友陪伴成了最后的全部内容。
 
医护人员会用专业的方法让患者在安稳和少痛的状态下走完最后一程，而不是让他们在管子和监视器的轰鸣声中度过凄凉的余生。这种做法看似冷酷，实则透着对生命本身最大的敬畏和温柔。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用机器和药物强行拉长生命长度的能力越来越强，但这种延长究竟是在延续生的希望，还是在变相延长痛苦的折磨，成了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
 
当外界还在讨论如何花更多的钱维持生命终末期的体征时，德国社会的这种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
 
生命有其自然的规律，强行用冰冷的钢铁和化学药剂去跟自然规律拉锯，往往剥夺了生命最后安详谢幕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老人之所以很少在病床上无休止地靠管子熬日子，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生死看淡的速度比别人快，而是因为社会契约和法律制度允许他们体面地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当一个人在年轻健康的岁月里就能坦然直面死亡，并为自己规划好最后一步时，他在面对生命的终点时便少了几分惊慌失措。
 
这种把选择权交还给个体本身的规则，不仅改变了个体走向终点的方式，也让整个社会在对待生老病死这件事时，多了一份理性、清醒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