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务举报他是地下党，戴笠大笑：谁都可能，唯独他不可能

李时雨从办公楼走出来的时候，雨还在下。他撑着黑伞，脚步不紧不慢，和往常一样。刚才沈维翰在走廊那头盯着他看，眼神里的不甘心像刀子一样锋利。李时雨面不改色，甚至微微点了点头，像是打招呼，然后转身下楼。
他坐进车里，司机老陈发动了引擎。车子驶入湿漉漉的街道，李时雨闭上眼，后背的衬衫贴在皮座椅上，冰凉一片，这才发觉内里的衣服早已被冷汗浸透了一层。刚才戴笠那封回电的内容，他已经通过内线知道了。安全了，又一次。可这感觉不是轻松，而是一根弦绷得太久，快断了似的酸涩。
老陈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处长，回家？”
“去霞飞路的那家书店。”李时雨睁开眼，声音平稳。
书店是联络点之一，但他今天去不是为了传递情报。越是这种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时候，越要表现得一切如常。他需要买几本时下流行的闲书，拿在手里，做个样子。
车子到了地方，他让老陈等在路边，自己走了进去。书店老板是个戴眼镜的瘦削男人，看见他，眼神交汇了一瞬，又若无其事地低下头整理账本。李时雨在书架前慢慢踱步，抽出一本《民国通俗演义》，随手翻着。他知道老板已经收到了上级的指示：近期静默，绝对保证“青松”的安全。“青松”是他的代号。
他付了钱，拿着书回到车上。雨刮器单调地左右摇摆，车窗外的上海一片模糊。他想起了戴笠笑出声的那个传闻。信任？李时雨心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戴笠的信任不是基于了解，而是基于一种致命的误判——他认为人不可能放弃已经到手的高位和利益。这种基于人性贪婪的推断，恰恰成了李时雨最坚固的盾牌。
回到家，妻子淑兰接过他的大衣和书，摸了摸他的手臂，什么都没问，只是说：“汤在灶上温着。”她也是知情人，这些年来，每一个夜晚的等待，每一次他晚归时门外的任何一点异响，都在无声地磨损着她的神经。他们不能多谈，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是全部。
夜里，他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雨夜。沈维翰不会就这么算了。戴笠的庇护是一时的，疑心就像野草，烧不尽。他必须更加小心，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表情，都不能出错。他想起上一次传递出去的那份名单，关于军统在东北的潜伏网络布局，那或许能救下很多同志。值了。他轻轻呼出一口气，白色的水汽在冰冷的玻璃上晕开一小片，又很快消失。
第二天到办公室，气氛果然有些微妙。同僚们和他打招呼的笑容里多了点别的东西，敬畏？探究？抑或是等着看好戏的隐蔽心思？沈维翰见了他，竟主动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诚恳”：“时雨兄，昨日之事，实在是下面的人办事毛躁，核查不清。戴老板明察秋毫，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李时雨笑了笑，笑容恰到好处，带着点经历风波后的宽厚与些许无奈：“维翰兄言重了，都是为了党国，谨慎些是应该的。”他这话说得四平八稳，既给了对方面子，也划清了界限。
他坐回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文件堆积如山。他埋首其中，批阅，签字，打电话下达指令，效率一如既往。他处理着一份关于抓捕上海学界“可疑分子”的行动计划，笔尖在同意执行那里顿了顿，然后流畅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心里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那名被列为重点嫌疑的教授，是组织上曾提到过的进步人士。下午，他会有一份“不相关”的会议纪要需要送出，里面某个不起眼的数字，会传递出警报。
日子一天天过去，仿佛恢复了平静。他依然是那个能干、稳重、似乎只关心手头工作和自身地位的军统局高级官员。戴笠的那句话，成了他一道无形的护身符，让许多暗处的目光暂时移开。但他知道，自己就像走在一根悬于深渊之上的钢丝，脚下是汹涌的敌意和永无止境的怀疑，不能停，更不能往下看。他只需要继续往前走，沿着那条既定路线，直到黑暗的尽头透出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