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有一支26人的红军小分队，没跟着主力继续北上突围，反而转身朝反方向走。他们换上国民党军装，扛着当时红军里最精良的武器，贴身揣着一封“绝密”公文，从贵州遵义出发，闯过敌军层层封锁，直奔粤赣边的油山游击根据地。带头的人叫柴荣生。

主要信源：（中国军号——星火燎原丨千里送信上油山（上））

1935年3月，贵州遵义城外，一个红军排长把一封牛皮纸信塞进胸口。

信封用蜡封得死死。

首长告诉他，这封信必须送到江西去，里头装的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的最新决定。

他身后站着25个人，全部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制服，配着新枪和机枪。

这个排长叫柴荣生，江西乐平人，当过报务员，认识陈毅。

组织上选他去送信，就是因为这两条。

从贵州遵义到江西油山，直线距离超过一千公里，沿途要穿过四个省，全是敌人的地盘。

没有电台，没有地图，只有一个指北针。

26个人，两个月的时间，要靠两条腿走出这条生死线。

他们白天藏身，晚上赶路，专挑山路走。

到了湖南，湘军搜捕得紧，只能躲在山洞里，靠野菜和山泉水充饥。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趁着黑夜从桥下的河里游过去，河水冰冷刺骨，但没有一个人吭声。

进了江西地界，本以为到了老苏区会安全一些，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凉。

村庄被烧光了，老百姓被杀光了，到处是残垣断壁。

队伍在信丰和南雄一带转了好几天，到处打听项英和陈毅的下落，一点消息都没有。

就在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游击队的侦察兵出现了。

那人跟踪了他们三四天，一直摸不清底细。

看装备像国民党军，看穿着打扮又不像，所以才迟迟不敢接触。

柴荣生亮明了身份，对方这才放下心来，带着他们往密林深处走去。

又走了三天，到了一个叫衡山岗的地方。

柴荣生被单独带进一片密林，眼前出现了一块平地，平地上搭着一个简陋的窝棚。

窝棚门口坐着一个人，满脸胡子，衣服破破烂烂，瘦得几乎脱了形。

柴荣生一开始根本没认出来，坐下来谈了几句，才发现这个人就是陈毅。

陈毅接过那封贴身藏了两个月的信，急急忙忙拆开。

他扫了几行字，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情绪非常激动。

读完信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封信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改变打法，别再硬拼。

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指挥岗位。

中央要求南方游击队立即改变集中兵力硬打硬拼的做法，改为分散活动、灵活机动、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

这个指示来得太及时。

在此之前，留守苏区的部队一直在跟敌人硬拼，结果几次战斗下来，部队损失惨重，最后的根据地也丢了。

陈毅早就主张分散打游击，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现在中央的指示来了，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柴荣生提出想跟着陈毅一起行动。

陈毅摇了摇头，说敌情严重，人多目标太大，分开行动更稳妥。

他让柴荣生回闽浙赣去找当地的游击队。

柴荣生临走前提了一个要求。

请首长开一张收条。

陈毅听了哈哈大笑，拄着棍子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就是收条，还开什么收条。

这句话，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月里，透出的是一股难得的洒脱。

没有纸，没有墨，没有公章，一句我就是收条，就是最高的信任和最重的承诺。

1937年，柴荣生在闽浙赣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时候，又一次见到了陈毅。

陈毅握着他的手，感慨地说，亏了你当年送的那封信，大家才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此后，柴荣生被任命为新四军一支队特务连连长，一支队的支队长正是陈毅。

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让人感慨的不是送信的过程有多艰险，而是那个年代的信任关系。

一封没有防伪标识的信，一个没有盖章的收条，一句我就是收条的玩笑话，背后是绝对的信任。

首长相信这个排长能用命把信送到，排长相信首长不会辜负他的付出。

这种信任，不是靠制度和流程建立起来的，是靠一次次生死考验锤炼出来的。

一封信，26条命，两千多里路，换来了一句我就是收条。

在那个年代，这就是革命者之间的默契。

你信我，我信你，大家一起把命押上，赌一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