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三野参谋长夫妇遭土匪伏击，双双遇害，幼子下落不明。粟裕震怒：“调主力团进山，掘地三尺也要灭了土匪！”
 
这起案件很快传到三野司令部，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调集三个主力团进山清剿，不但要消灭凶手，还要把孩子找回来。为什么一名孩子的下落，会让解放军投入如此大的兵力？
 
问题不只在于牺牲的是一名干部，更在于这伙土匪已经把公路当成了自己的地盘，公开冒充征募人员拦车，甚至把袭击军政干部当作向外界示威的手段。
 
事情发生在8月3日，地点是嵊东公路胡村段。
 
当天，李厚坤夫妇正乘坐吉普车前往福建任职。车子行驶到一段路面时，前方突然横着一根粗圆木，司机只能停车查看。路边随即冲出十几个人，他们穿着对襟短褂，手里拿着老旧步枪，把车辆围在中间。
 
带头的人谎称自己是经济委员会流动征募组，要求过路车辆缴纳粮款。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突兀，地方征粮、征募和交通检查都可能遇到，可李厚坤很快看出了不对劲。
 
这些人神情躲闪，枪械也不像正规部队配备。李厚坤推开车门，认出对方就是土匪。他刚把手伸向腰间配枪，枪声便突然响起，吉普车的车窗当场碎裂。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葛玉芳也立即准备还击，但胸口连续中弹，倒在车轮旁。李厚坤看到妻子遇害，先把孩子抱出车外，交给身边警卫员，并让对方带着孩子往车底方向撤。
 
接着，他拿起车上的冲锋枪，向土匪火力最集中的山坡冲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抵抗。李厚坤没有停下来寻找掩护，而是边跑边射击，把土匪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几发子弹击中他的身体，他最终倒在山坡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警卫员抱着孩子滚进路边深沟，随后向附近村庄撤离。他明白，土匪既然敢在公路上袭击军车，就很可能继续追杀，孩子一旦落入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他找到当地的麻培珠、麻金珠姐妹，把孩子托付给她们，又转身跑向另一条山路，故意把追兵引开。姐妹俩没有迟疑，掀开床板，把孩子藏进地窖。
 
土匪进村逐户搜查，孩子躲在里面一声不吭，才避过了这一劫。谁能想到，一名经历过长征和淮海战役的干部遗孤，最后竟靠两位普通农妇藏在地窖里保住性命？
 
制造这场伏击的匪首叫安我华。他属于国民党残余武装，自称忠义救国军敌后第五纵队少将司令，带人盘踞在西白山一带，过去已经欠下多起百姓血债。
 
据称，伏击得手后，安我华回到山洞喝酒庆祝，还把这次袭击当成震慑当地的机会。他以为只要杀掉一名解放军干部，就能让更多人不敢走这条公路。
 
结果却完全相反。
 
粟裕熟悉李厚坤的经历。李厚坤1931年参加红军，长征时期负责粮秣工作，抗战期间主持敌后军需建设，淮海战役中又承担多省支前协调。上海解放后，他主动申请南下福建，没想到没有倒在正面战场，却在行军途中遭到土匪暗算。
 
这件事传回司令部后，粟裕要求三个主力团立即向西白山开进，既要找到凶手，也要救回孩子。8月12日，剿匪作战命令正式签发，部队连夜行军，兵分三路包围西白山。
 
解放军没有一上来就猛攻山寨，而是先控制山口，封锁各处出口，再一点点收紧包围圈。当地民兵也参与布防，切断土匪获取粮食和补充人员的通道。
 
这套办法看起来不快，却很适合对付熟悉山路、擅长流窜的土匪。土匪靠山林躲藏，靠村庄补给，一旦出口和粮道同时被堵住，所谓的地盘就很难继续维持。
 
当时各地的剿匪行动，往往也是这个思路，正规部队负责压缩和打击，地方力量负责辨认道路、收集情况、守住村口。单靠大部队进山搜索，容易漏掉熟悉地形的匪徒，军民配合才能把山林里的缝隙逐渐堵上。
 
几天后，总攻开始。三路解放军同时向匪寨推进，炮火和步枪声打破山林的安静。土匪手里的老旧步枪和土枪，无法抵挡正规部队的连续进攻，盘踞多时的匪巢很快被攻破。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没有只顾清点战果，而是马上进村寻找李厚坤的孩子。两名战士来到麻家院子时，麻培珠和麻金珠正在剥玉米，一个小男孩蹲在旁边玩耍。
 
战士拿出照片询问，麻培珠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牵起孩子的手，交到战士手里。孩子终于找到了。
 
这个场面很简单，没有复杂仪式，两位农妇也没有提出条件。战士抱起孩子，向她们郑重敬礼。对当时的部队来说，找到孩子不是行动结束后的附带任务，而是这场清剿必须完成的一部分。
 
安我华没有当场落网，他带着少量残匪逃出包围圈，继续在外面流窜。直到1950年3月，这股残余匪徒在诸暨白枫一带被全部歼灭，安我华被俘后依法判处枪决。
 
李厚坤和葛玉芳的遗骸后来被找到，安葬在东阳革命烈士陵园。李新国则由组织接管抚养，平安长大。
 
这也是粟裕下令调三个主力团进山的原因。要处理的不是一次普通抢劫，而是一股把公路、村庄和山林都当成私人势力范围的武装。孩子被救回来了，凶手也被追到底，李厚坤夫妇留下的最后一段路，才算有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