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手遮天的斯大林临终前有多凄惨？当时苏联上下都在等他咽气，嘴上没人敢说，心里全在倒计时。这个让几千万人胆寒、让整个东欧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铁腕老人，最后走的时候究竟狼狈到了什么程度？
斯大林瘫在地板上，意识在剧痛和眩晕间浮沉。他听见门外警卫压低呼吸的声音，但没人推门进来。他想喊，喉咙里只发出嘶嘶的气声。冰冷从大理石地面渗进骨髓，让他想起西伯利亚流放那年冬天。
三小时后，走廊传来脚步声。门开了，贝利亚带着医生进来。他没有立刻叫人抢救，而是先走到书桌边，拉开抽屉看了一眼里面的文件袋，然后才示意医生上前。医生检查瞳孔时，贝利亚俯身凑近斯大林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安心休息，一切都有我们。”
斯大林眼球颤动，想抬手抓住贝利亚的袖子，手指只抽搐了两下。
他被抬到床上时已经失禁。护士剪开他深蓝色的制服裤子，换上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贝利亚站在窗边看着，用手帕轻轻擦了擦鼻梁。医生低声汇报：“左侧肢体完全瘫痪，语言中枢严重受损，恐怕……”贝利亚抬手打断：“用最好的药，全力抢救。”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治疗按部就班进行，但所有关键决策都慢半拍。需要紧急会诊的专家“正在路上”，某种进口药剂“正在办理加急手续”。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轮流来病房外坐着，每次只待二十分钟，问完医生“情况稳定吗”就离开。
第二天深夜，斯大林短暂清醒了一次。他看见床尾阴影里站着三个人影，嘴唇嚅动想说什么。贝利亚走近，握住他无力垂着的手，像握住一件物品：“您放心，政治局会议照常召开，新五年计划草案已经通过。”斯大林喉咙里发出一串浑浊的咕噜声，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那盏枝形吊灯。
第三天凌晨，血压监测仪发出警报。医生冲进来注射强心剂时，贝利亚正站在病房外的小客厅里，对马林科夫低声交代：“通知宣传部门准备讣告，按第一套方案。”马林科夫问：“是不是太急了？”贝利亚转头看向病房门：“已经拖得够久了。”
强心剂让斯大林的心跳多维持了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贝利亚回到病房，坐在床边椅子上，看着这个曾经掌控一切的人。斯大林右眼还能转动，目光从贝利亚脸上移到床头柜——那里放着一份未签署的干部调整名单。贝利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伸手拿起名单，当着他的面，慢慢撕成两半，放进自己口袋。
清晨五点四十七分，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医生宣布死亡时间后，贝利亚第一个站起身。他没有看床上的人，径直走向书桌，用钥匙打开中间抽屉，取出三份用火漆封好的文件。他把文件递给等在门口的赫鲁晓夫：“按顺序处理。”
上午九点，广播响起哀乐。全国降半旗时，贝利亚坐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椅子上，签署了第一份人事任免令。签完字后，他拉开右手边抽屉——里面空了一半，上周还塞满的待批逮捕令不见了。他合上抽屉，对秘书说：“把窗打开。”
风吹进来，卷走了桌上几片纸屑。窗外克里姆林宫广场上，人群开始聚集，黑压压一片，像等待已久的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