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沈醉带妻子参加宴会，戴笠却盯着他妻子看个不停，沈醉一惊，回去就对妻子说：“戴老板出现的场合，你不要露面！”
 
他没有解释太多，只告诉粟燕萍，以后凡是戴笠出现的公开场合，她都不要再露面。看上去，这只是丈夫对妻子的提醒，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句话远不只是吃醋或者多心。
 
宴会上，戴笠盯着粟燕萍看了好一会儿。粟燕萍觉得没什么，毕竟戴笠是沈醉的上司，多看几眼，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沈醉却没有笑。
 
回到家，他关紧窗帘，解开领口，像是一路都憋着一口气。他没有直接说戴笠想干什么，只提到了两个人。
 
王秘书的太太，去年跳了江。李处长的妹妹，如今住在戴公馆后院。
 
这两件事究竟是不是同一种性质，外人很难仅凭几句话下结论。可在沈醉看来，它们已经足够构成警告。问题不在于戴笠看了几眼，而在于他的身份、权力，以及身边那些让人无法忽视的传闻。
 
粟燕萍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她问，那些女人都是自愿的吗？
 
沈醉没有回答，只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屋里很安静，水流声反而显得格外清楚。过了一会儿，粟燕萍放下手里的梳子，说自己知道了。
 
事情并没有停在一次宴会。
 
第二天，沈醉在总务处遇到戴笠的副官。对方笑着问，他昨晚怎么走得那么早，戴先生还想和他们夫妻多聊几句。
 
沈醉马上找了个理由，说妻子身体不舒服。
 
副官没有追问，只是顺口提到，下周六戴笠在家里办茶会，还特意问粟燕萍有没有时间参加。沈醉手里的文件捏紧了一些，只能继续推辞，说妻子最近一直在看大夫。
 
这样的邀请，一个月内来了三次。
 
每次理由都不一样，沈醉却没有改变做法。他一边笑着应付，一边把妻子藏在这些公开场合之外。处里很快有了闲话，有人说他把太太看得太紧，也有人觉得他对戴笠过于小心。
 
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真正承受压力的人却是沈醉。
 
周五下午，戴笠亲自来到总务处。
 
沈醉正在核对账目，听到脚步声后立刻起身。戴笠让他坐下，自己翻看桌上的报表，开口却先谈起两人的交情。
 
你跟了我八年吧？
 
沈醉纠正说，是九年零三个月。
 
戴笠点了点头，说他是聪明人，只是有时候太谨慎。接着，戴笠提到下个月重庆的一场联谊会，按照安排，各机关家属都要参加，他希望沈醉带妻子过去，多认识一些人。
 
这一次，沈醉还想找理由。
 
话刚出口，戴笠就打断了他。声音不大，却把意思说得很清楚，这次是他亲自来请。
 
亲自来请，还是不方便拒绝？沈醉当然明白其中区别。
 
更让他紧张的，是戴笠离开前留下的另一句话。云南那边有个后勤主任的空缺，王副处长和李科长，究竟谁更合适？
 
王副处长刚因账目问题接受调查，李科长则是沈醉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在问人选，实际上却像是在提醒沈醉，他手里的决定权，随时可以影响别人的前途。
 
戴笠没有逼问答案，留下沈醉继续考察，随后离开。
 
这次谈话之后，沈醉终于不再犹豫。回到家时，粟燕萍还在客厅等他。她问，答应了吗？
 
沈醉摇了摇头，却告诉她，第二天一早回长沙，理由是母亲病重，需要回去照顾。
 
车票已经买好，连说辞也准备好了。
 
粟燕萍很快听出了不对劲。她问，这是什么意思？沈醉没有正面回答，只让她赶紧收拾东西。
 
随后，他打开书房抽屉，取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放着存单和金条，这是他能拿出来的应急钱。他交代妻子，到了长沙不要住在家里，另租房子，还要使用化名。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避开宴会，而是在安排一场秘密离开。
 
粟燕萍问，那你呢？
 
沈醉的回答很直接，他走不了。如果他也离开，可能两个人都走不成。说到底，他能做的不是带妻子一起逃，而是把妻子先送到看不见的地方，自己留下来承受后面的压力。
 
第二天，粟燕萍坐上去长沙的火车。
 
沈醉站在月台上，一直等到火车消失在远处，才转身离开。他没有回家，也没有继续躲避，而是直接去了戴笠的办公室，主动说明妻子已经回长沙，家中老人病重，归期无法确定，可能三个月，也可能更久。
 
戴笠正在批文件，没有抬头，只问了一句，多久回来。
 
沈醉说，不好说。
 
屋里安静了很久，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响着。最后，戴笠只让他代为问候老人。
 
他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往前。到了楼梯拐角，他扶住墙，低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里一声接一声。
 
他没有当面冲撞，也没有公开翻脸，更没有把猜疑说成证据。他只是拒绝妻子继续出现，连续推掉邀请，再借母亲病重的名义把人送走。
 
粟燕萍去了长沙，沈醉留在原地。一个人离开了公开视线，一个人继续回到办公室，继续面对那位上司。
 
他们没有选择彻底反抗，也没有条件真正脱身，只能在一次次试探中寻找空隙。这样的处理不漂亮，也不痛快，却很现实。或许，这正是1942年那场宴会留给后人的真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