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张学良与看守他的特务刘乙光一张罕见合影，刘乙光作为看守张学良的特务，共看守了张二十五年之久。

六十年代前后留下的合影里，张学良与刘乙光站在一起。
两个人都已不年轻，头发渐稀，衣着寻常。二十多年前，他们之间却隔着一整套警卫制度：张学良没有自行离开的权利，刘乙光负责把他留在规定的范围内。

1937年3月5日，戴笠发给钱大钧的电报写得很具体。
到溪口探望张学良的人，须先得到许可，再由“任内卫之刘乙光”引见，谈话内容也要留意。当天另一封给刘乙光的电报又要求，他与宪兵商量照办。到了8月，连宋子文写给张学良的信能不能转交，也要等蒋介石批示。

一封信要等批示，一个客人要先报准，一趟外出也要有人安排。刘乙光每天处理的，就是这些具体事务。遇到超出权限的事情，他继续向戴笠等上级请示。张学良何时恢复自由，始终不由这个警卫队长决定。

抗战开始后，幽禁地点随着战局一路内移。
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住所不断变化，监管人员跟着走。张学良可以读书、散步，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离开住处、会见外人以及改变居所，仍要经过批准。

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修文患急性阑尾炎。
刘乙光赶到贵阳，向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报告，得到批准后，把张送进贵阳中央医院治疗。手术以后，张学良不愿马上回阳明洞，希望继续留在贵阳。刘乙光又给戴笠发电报，得到同意后，张才暂迁黔灵山麒麟洞。

手术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管束没有解除。他没有留在贵阳自由居住，只是从阳明洞换到了麒麟洞。刘乙光继续负责警卫和日常事务。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军情系统留下的报告中，刘乙光仍被称作警卫队长，他与张学良和警卫人员同机抵达台北，随后转往新竹清泉。清泉离竹东约五十公里，山路不便，生活用品要到镇上采购，外围还有宪兵警戒。

张学良的日常起居有人安排，活动地点仍以清泉一带为主。

几个月后，二二八事件爆发，清泉的警戒骤然收紧。刘乙光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军情档案里留下了一项极冷峻的请示：如果有人趁乱抢走张学良，情势恶化时，对张学良和赵一荻应如何处置，其中甚至出现“击毙”的选项。

1941年，刘乙光为张学良的急病奔走；1947年，他又把紧急处置请示送到毛人凤面前。一次是送医，一次是防止张学良在动乱中脱离控制。六年之间，刘乙光仍在同一个岗位上。

1948年又出现变化。李宗仁代总统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陈仪和刘乙光闻讯后立即向毛人凤请示，得到的答复仍是不释放。刘乙光没有据此放人，张学良随后被移往高雄寿山。那道释放命令没有变成张学良走出住所的行动。

1950年张学良回到清泉后，军情局每月提供招待费，账目由张本人暂管，采购和厨师则由警卫负责人管理。在安全和不暴露身份的条件下，他的活动范围可以酌量放宽，也能到较远的风景区游览。生活条件在变，外出的界线仍由监管机关掌握。

到五十年代后期，范围继续扩大。1957年张学良离开清泉，1958年到台北医治眼疾，在北投与蒋经国见面；同年11月，他又在大溪见到蒋介石。这是离开奉化二十多年后，两人第一次再见。张学良随后仍回到受监管的住所。

1960年，他迁到北投幽雅招待所，已经能够在批准后外出旅行、购物、吃饭和会客，这些活动仍须事先请示，并受到监视。

7月1日，管束任务从军情局移交国家安全局，工作重点由防止脱逃、限制活动，改为防止外力伤害，保护本人、家人和住宅安全。

安全局初期编组二十七人，后来减为二十人，另有十五名便衣宪兵。

1961年8月，张学良迁入北投自建住宅。住处从招待所换成了自己的房子，安全专案仍继续运作。刘乙光也在六十年代初离开这个持续多年的岗位。

从1937年到六十年代初，前后约二十五年。
照片里，两个人已经从三十多岁走到头发稀白。刘乙光不再长期守在张学良身边以后，北投住所仍有警卫，外出仍要请示，张学良的幽居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