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晚年叹息：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草地分兵的生死瞬间，是他用身体为中国革命挡下了枪口。
到了晚年，陈士榘回忆起长征年代，谈到李德时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李德其实不是草包。
这话出自一个真正和李德打过交道的人。1936年，陈士榘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李德正是军事教员之一。他后来回忆，李德的课并不差，正规军作战、步骑兵运用等内容，对很多学员来说颇有新意。李德有军事理论底子，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些理论同中国战场的实际结合起来。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人，在苏联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他逐渐参与红军军事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过度依赖正规战和阵地战思路，对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缺乏足够认识，这也成为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一个绕不开的教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李德不再拥有此前那样的军事指挥地位。一个外国军事顾问，从过去参与决定部队怎么打，变成跟着队伍继续行军，这种落差不会小。但他没有离开长征队伍，也没有从此消失在军中，而是继续参加部分会议，后来又转到军事教学岗位。
到了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时，李德明确支持北上的战略方向。七八月间，红军大学开展教学工作，他开始更多地以军事教员身份活动。过去那个坐在指挥位置上的李德，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角色。
真正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是两个月后的那场争执。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于红军究竟向哪里走，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中央坚持北上，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到1935年9月9日，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当天夜里，中央作出紧急部署。
9月10日凌晨，红一、红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从巴西地区出发，向甘肃俄界方向前进。行动十分仓促，许多队伍都是在夜色中开拔。9月11日，北上部队陆续抵达俄界，第二天召开俄界会议。这个时间顺序十分关键，因为李德与李特的冲突，就发生在这次紧急北上过程中。
当时红军大学里有不少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学员。
李特既是红军大学教育长，又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他赶到队伍中，要求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员跟随南下。现场马上乱了起来，有人愿意继续北上，有人犹豫，还有人准备离开。
李特情绪非常激动。
恰好李德也在那里。两人有一个别人不容易替代的交流条件：李特曾在苏联学习，懂俄语；李德又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因此两人能够直接用俄语争辩。
一开始还只是说话，很快火气越来越大。
阎捷三后来回忆，李德先上前阻止李特，两人甚至发生了拉扯。李特的情绪始终没有平静下来，李德担心他突然做出过激举动，于是干脆从后面把李特紧紧抱住，不让冲突再往下发展。
为什么一个“抱住人”的动作，后来会被不少亲历者记住？
因为那不是普通会议室里的争论。
周围站着的是刚从战场、雪山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军人，许多人随身携带武器。部队又恰好处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重大分歧之中。情绪已经绷紧到极点，只要有一个人冲动，口头争执就可能迅速演变成严重冲突。
所以李德那几秒钟做的事，意义恰恰在于没有让局面继续滑下去。
彭德怀当时也在现场。后来留下的记述中，他对李德这一次的表现给出了明确肯定，大意是说，这一回李德表现得很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随后中央负责人要求停止争执，愿意离开的可以离开，事情最终没有演变成内部流血事件。
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1935年9月的李德，已经没有必要靠这种行为保住自己的军事权力，因为那个权力早已不存在了。他完全可以站在旁边，不争、不管，甚至对眼前的矛盾保持距离。
可他没有这么做。
从两河口会议明确赞成北上，到草地之后直接阻止冲突，至少在红军究竟向哪里走这个关键问题上，李德的态度是清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对他的印象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字。
长征结束以后，李德继续承担军事教学工作。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多年的经历。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几十年过去以后，陈士榘再说起这个德国人，仍然记得那些具体的接触，而不是只剩下一张简单的标签。
这或许就是老将军那句话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一个人有没有军事理论，与他能不能在中国战场正确使用这些理论，是两回事；一个人在一段历史中犯过严重错误，也不意味着他后来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忽略。
1935年9月，草地已经走过，前路仍然凶险。李德早已不是那个掌握军事指挥权的顾问，却在队伍内部最容易失控的时候冲到了前面，用自己的身体牢牢控制住李特。
那一瞬间没有炮声，也没有真正打起来。
恰恰因为没有打起来，这个动作才值得被后来的人记住。多年以后，陈士榘再谈李德时没有只看他最失败的那几年，而是把自己亲眼见过、亲身接触过的那个李德，也一并留在了历史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