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 日本 和 韩国 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经济学家 金刻羽 曾急切呼吁推动全民消费，并以日韩为榜样。她曾指出，尽管我们科技实力强、人工智能发展快，但仅靠生产和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只有像日韩那样依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成功。
可如果真去翻日本的发展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日本并不是先把居民变成“消费主力”，然后才跨入富裕阶段。1960年12月27日，日本确定“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首先摆在桌面上的依然是扩大生产、提升工业结构、促进出口、建设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同时提高就业与社会福利。 这说明消费繁荣更多是经济升级带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孤立的起点。
当年的数据更能说明这个问题。IMF在1963年评估日本经济时记录，1956年至1960年，日本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25%，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大量进入普通家庭，可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因为“消费革命”就明显下去，反倒一度继续提高。 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一个家庭完全可能既增加储蓄，又增加消费，这才是值得中国注意的历史经验。
因此，“中国必须先成为消费大国”如果被理解成一道时间顺序题，反而容易把问题想简单。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中国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以后，居民消费规模、服务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必须与强大的产业能力相匹配，否则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没有充分落到居民生活这一端，这才是这个命题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2026年7月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组很有意味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17.3%，工业机器人等产品继续高速增长，可同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0.6%。 这两组数字摆在一起，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还会不会生产”，而是高速升级的生产体系怎样更广泛地进入居民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今后讨论消费不能只盯着百货商店、汽车和家电销量。一个人工智能产业增长很快的经济体，如果技术进步主要停留在企业投资和工业生产端，对家庭消费的拉动就会慢一些；只有当这些技术变成更便宜的服务、更好用的终端和新的职业收入时，技术进步才会形成居民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市场需求。
世界银行7月7日发布的中国经济报告，也把扩大国内消费列为未来经济再平衡的重要问题，并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4.4%，同时提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能够降低部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 国际机构的具体药方未必都适合中国，但它看到的一个现象值得重视：生产能力提高以后，还需要形成更顺畅的居民端传导。
可中国的消费转型与日韩还有一个巨大区别，那就是市场层级远比日韩复杂。2026年1—7月，中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4%，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县乡市场已经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9.1%。 这意味着下一轮消费增长，未必首先发生在北上广深的大商场里，县城、乡镇和区域服务网络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增量来源。
这一点很容易被“学习日韩”四个字遮住。日本和韩国国土较小，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成熟消费市场主要依托高密度城市体系。中国不同，东西部、城乡、城市等级之间差异很大，所以中国真正要解决的是让医疗、养老、文化、旅游、数字服务和现代商业向更广区域延伸，而不是把几个大城市的消费模式复制到全国。
再看消费内容，变化同样已经开始。商务部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增长39.5%。 这类商品过去甚至不存在，今天却正在进入消费市场，这说明中国的消费升级很可能与自己的科技产业革命同步推进，而不是重复日本家电时代或者韩国娱乐消费时代。
价格数据也透露出相似变化。2026年7月，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0.7%，暑期旅行、住宿等服务价格环比均有明显变化。 当一个社会逐渐从“买更多东西”转向“购买更多体验和专业服务”，传统商品零售已经不足以完整描述居民生活方式的升级，这才是未来消费大国更重要的标志。
韩国现在其实也能给中国提供另一种提醒。韩国央行7月23日公布，韩国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3.7%。 韩国依然拥有全球竞争力很强的半导体和制造业，这恰好说明发达经济体并不存在“出口经济”和“消费经济”二选一的问题，真正的难题一直是怎样让高附加值产业持续支撑国内收入与需求。
从2026年8月29日来看，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学习，最不应该学的是表面的消费比例。日本当年的所得倍增计划并没有抛弃工业和出口，韩国今天也没有因为内需重要就放弃半导体竞争力。日韩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产业升级发生以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城市服务，并让更多居民进入现代消费体系，中国要研究的是这个转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