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官至太子少傅，他自己却更看重另一个头衔。

洛阳那些年，白居易写信或者给诗集作序，落款常常不用官衔，只写香山居士。

太子少傅的位置已经在册，这是他仕途走到最后落定的名号，体面，份量也不轻。从他自己留下来的文字看，那个官衔出现的次数，远少于他给自己取的这个。

要明白这个选择，得先看他前半段走的那条路。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中进士，那年他二十九岁，比同科不少人要迟。入仕之后，历翰林学士，授左拾遗。

这个职位品阶不高，但有进言之责，碰上事情可以直接上书。白居易用得很足。

那几年他写的诗，集中在新乐府和秦中吟两组，每首几乎都有一个具体的靶子。写宫廷骄奢的，写赋税苛重的，写官员欺压百姓的，语气直接，不绕弯子。

他在给元稹的信里说，诗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话说的是他那阶段写作的自我定位，见于《与元九书》。

这套写法的代价，在元和十年结了账。

那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白居易上书请求严查追凶，态度急切。

奏折送进去，政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以"越职言事"为由发难，随即翻出他以前的几首诗，认定有伤名教，把他从左拾遗的位子上撤下去，外放为江州司马。

江州司马是个闲散职位，没有实权，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白居易在那里住在浔阳城外湓浦口附近，窗外看得见长江，对岸是山。

那段时间他写了不少，留下来传读最广的是《琵琶行》，写一个秋夜在江边船上遇见琵琶女的经过，最后诗里落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一句。

这话他不是随便写的，放在自己的处境里，对得上。

江州之后，官还在做，写法变了。

穆宗即位之后，白居易重回京职，随后自请外任，去杭州做了刺史。

任期将近三年，在西湖一带修了白沙堤，疏浚了六井，做的是实际政务，留在地方志里有记录。此后调任苏州，没过多久以病请辞，回了洛阳。

这次回来，除了几段短暂的京职，基本在洛阳扎住了。

长庆年间前后，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买了房，园子里凿了水池，种了竹。

他写过一组诗记这个院子，细节很琐碎，某处放了什么，某个角落种了什么树，哪个季节有什么可看的，读来像账目，又不是。

这个院子他住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死。

香山寺在洛阳城外龙门山一侧，离城不远。白居易常去，与寺中僧人有往来，这在他的诗文和同时代人的记述里都有踪迹。

会昌五年，白居易七十四岁，把几个年岁相当的老朋友召集到香山寺聚会，参加者共九人，均在七十岁以上，最长的已过八十，史称香山九老。

众人在那里画了一幅像留存，后来在笔记和诗文里多处被提及。

这时候，太子少傅的头衔在白居易身上已经挂了一段时间。

这个名号是荣誉性的，不要求实际视事，是配给致仕高官的一种安排。白居易写这段生活的诗里，提到官衔的地方不多，用香山居士署名的地方倒是反复出现。

他整理自己诗集的事，从中年就开始了，不是晚年才想起来要留存。

按题材和时期分类，多处抄录，存放在不同地方，怕哪处遭了火水散失了。

他在《与元九书》里解释过分类方法，哪类诗对应哪种写法，写作意图各是什么，说得很清楚。《白氏长庆集》在他去世前已经刻印流通，是他本人主持整理的，不是身后别人代劳。

诗集上的署名，用的是香山居士。

对这个选择，白居易没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原因。

从他的行文习惯和晚年的几次决定来看，理由不难推。他把自己最在意的那批文字，挂在香山两个字下面，官衔那边没放。

去世前，白居易在诗里写过，身后想葬在香山寺附近。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他葬在龙门山香山寺旁边。

地方是他自己选的，没有改过。

参考资料：
《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新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