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任远被捕，他被捕后，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谁知在狱中，他撞见了一个叛徒，这人认识任远，他心想完了，暴露了。
 
这个人叫张铁安，曾经和任远一起做过地下工作，如今却穿着绸衫，跟在日本宪兵队长身边。任远一眼认出他，心里明白，自己装疯卖傻的计划，可能已经被看穿了。
 
被推进单独监室时，任远故意在门口绊了一下，顺势坐到地上。他歪着头盯住墙壁，嘴里不停嘟囔，两个日本兵把他架起来，直接扔到草垫上。
 
这场戏，他必须演得像。
 
第二天上午，铁门打开，张铁安走了进来。他停在离任远三步远的位置，先说任部长，别装了。
 
任远像没听见一样，蜷在角落里，把稻草往嘴里塞，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流。日本队长皱着眉头，张铁安却像早有准备，他蹲下来，提起去年三月的事。
 
那时，两人在开滦矿工棚里见过面，任远曾经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这个细节，只有真正认识任远的人才知道。
 
张铁安要的，是名单。
 
他向日本队长申请单独谈十分钟，随后从怀里拿出烟盒，给任远递烟，还提出可以保他不死。任远突然嘿嘿笑起来，伸手去抓香烟，却把整盒烟打翻在地。
 
张铁安没有发火，只是弯腰把烟一根根捡起来，拍了拍长衫下摆，然后留下一个期限，三天。
 
三天之后，日本人会换一种药水。按他的说法，人可能死不了，但身体会彻底垮掉。任远继续唱着跑调的歌，张铁安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
 
装疯能骗过普通看守，却未必骗得过熟人。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动作要失控，脑子却必须清醒，稍微演过了，容易露馅，演得不够，又会被立刻审讯。
 
下午，日本军官换了一种办法。
 
这次没有刑讯，只有一张桌子、纸笔，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军官。他没有追问名单，而是提起任远的女儿，说孩子六岁，在保定外婆家。
 
这句话，比威胁自己更狠。敌人未必马上动手，但只要把家人的位置说出来，恐惧就会自己钻进人的脑子里。任远低着头，继续摆弄衣扣，像是听不懂，也像是根本不在乎。
 
军官临走前说，明天这个时候，会带女儿的照片过来。
 
任远一直保持着蜷缩姿势，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等走廊安静，他才慢慢伸直双腿，从衣领里摸出一小片碎瓷。
 
这片瓷不是凭空来的。下午洗脸时，他被人按着动作，趁着靠近墙边的机会，从砖缝里抠了出来。东西很小，却能用来划布、刻痕，也可能成为最后的自救工具。
 
他把瓷片藏在衣领内侧，躺回草垫上。后半夜下起雨，皮鞋声在走廊里来回响动。雨声让他想起张铁安入党那天，两人躲在煤栈后院，任远把党旗图样画在地上，张铁安举起右手，声音发颤，却说得清楚。
 
那时他们是同伴，如今一个成了叛徒，另一个被关在牢里。变化只隔了几年，信任却已经变成了审讯工具。
 
任远清楚，敌人要的并不只是让他开口。名单一旦泄露，外面的同志就可能接连暴露。所以他真正想传出去的消息，不是名单内容，而是自己已经被捕，名单暂时安全，所有人必须马上转移。
 
这也是地下工作里最难处理的一点。情报不一定非要写在纸上，有时候，一个异常动作、一次迟迟没有出现的联络、一个约定地点的突然空置，都可能是在提醒同伴撤离。问题是，牢里的任远没有纸，也没有信使，他只能想办法留下痕迹。
 
凌晨雨停，早饭从铁门下塞进来。任远把饭团掰成四块，用米粒在草垫上涂抹几下，又迅速把米粒拢起来吃掉。
 
这个动作看起来毫无意义，实际上却是在反复试验。草垫能不能留下痕迹，米粒会不会被发现，怎样做才不显眼，他都要在脑子里计算。
 
上午九点，来的是日本医生和两个护士。医生检查他的喉咙和胸口，发现他心率过快，问他哪里不舒服。任远盯着白大褂上的纽扣，忽然打了个嗝，把自己继续装成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护士收拾器械时，一支半截铅笔滚到了草垫边上。任远抬脚把它盖住，等脚步声走远，才把铅笔捡起来。
 
铅笔没有削过，笔尖很短。他掀起衣角，在厚内衬上划了一道，只留下浅浅灰痕。随后，他把铅笔塞进墙角砖缝，用泥抹平。
 
为什么不直接写字？因为牢房里没有安全纸张，也没有稳定传递渠道，任何完整文字都可能成为证据。对被关押的地下工作者来说，留下信号和保护信息同样重要，写得越清楚，风险反而越大。
 
就在这时，走廊里再次传来皮鞋声。
 
脚步由远及近，停在门外。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铁门被推开。
 
张铁安独自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三天期限还没有到，他却提前来了。布包里装着什么，任远不知道。是新的诱供手段，是药物，还是某种试探？
 
任远仍然缩在草垫旁边，脸上没有表情。刚才藏好的瓷片和铅笔，已经成了他手里仅有的东西。门外是叛徒，门内是牢房，名单还在外面，时间却越来越少。
 
这一次，他还能不能继续把疯子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