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她喊了一句“我不服”，全场没人敢接话。1985年，西安刑场。
一个女人的手腕被反绑着，脸涨得通红，突然扯开嗓子喊：

“我就跳个舞，就要枪毙我，我不服！”

枪响前那一秒，周围静得吓人。风刮过枯草，窸窸窣窣。旁边的法警把脸别过去，没接话。

她叫马燕秦，离了婚，一个人带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小的才九岁。厂里效益不好，她没固定岗，靠接零活糊口。家里就是一间十八平米的平房，日子紧巴巴的。

最早，她只是让厂里几个女工下了班来家里坐坐。桌子挪到墙角，收音机拧开，放点音乐。地方小，人挨人转个圈都难，但屋里能听见笑声。

后来，生面孔也来了。有人塞钱，说收点茶水钱。她一开始摆手，可两毛钱、三毛钱、五毛钱，慢慢就多了。她拿女儿写作业的铅笔头，记在旧日历背面，钱攒在铁皮饼干盒里，想着给女儿扯块布做新衣裳。

来的人越来越杂，屋里烟雾缭绕，地上全是烟头瓜子壳。她让大女儿去里屋写作业，把门帘拉严实。那块门帘，像她给自己留的一点体面。

1983年严打风声紧了，街上标语多，喇叭也响。有人劝她停一阵，邻居也来敲过门。她赔笑说下次注意，可下次还是照旧。不是不知道危险，是穷到没退路。

出事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人就来了，收音机声音开得大。门被踹开时，音乐正放到一半，屋里人乱作一团。警察把她带走时，小女儿抓着她的衣角哭，她回头说：
“妈一会儿就回来。”
可她再也没回来。

审讯时，她反复说自己只是跳跳舞，收点水电钱。可卷宗里也有别的说法：有人说她让大女儿出来倒水，有人动手动脚，她看见了没吭声；还有人说她让小女儿唱歌，唱完有人给糖。

这些她都不认。

法庭上，她听着公诉人念，手指一直绞着衣角。听到死刑两个字，她猛地抬头，喊了一句：“我不服！”

上诉期间，她在看守所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只说让她们听姥姥的话，好好上学。信没寄出去，留在了卷宗里。

最后一次见女儿，是公审大会前。隔着窗户，大女儿低着头不说话，小女儿喊了声妈。她把手贴在玻璃上，喉咙像被堵住。车子开走时，她看见小女儿还站在原地，没人拉她，风把孩子的头发吹乱了。

刑场上，她喊完那句话后，盯着前面一片空地，好像又看见了那间十八平米的屋子：桌子挪开了，音乐响着，女儿在里屋写作业。

她张了张嘴，没再出声。

这个故事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不是她有没有错，而是贫穷、欲望、时代风暴和母亲身份，全挤在一个人身上。
你觉得，她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被时代碾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