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打完了。日本华中派遣军占了武汉三镇，按理说该庆功。东京大本营内部却罕见地没有放出"解决支那事变在即"那套话。一位参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很冷的话：仗赢了，路也走到头了。
 
走到头的不是仗，是当初那个"三个月解决中国"的盘算。
 
回头看，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预期，崩塌得比想象中早。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军省的口风是速战速决，逼蒋介石坐下来谈。淞沪一打就是三个月，南京拿下又是几十天。日军在战场上确实节节推进，但每推一步，伤亡、补给、占领区治安的负担就翻一倍。到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日本国内已经撑不住了。近卫文麿内阁在那年5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把整个国家拉进战时经济。这是个信号——常规打法已经喂不饱前线。
 
武汉会战是日本最后一次幻想"一锤定音"的大手笔。
 
为了拿下武汉，日方一线投入九个师团，约二十五万兵力，超过淞沪。中国方面动员了五十个军、约一百多万人，沿大别山、长江、鄱阳湖一线层层设防。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里写得很明白：以目前形势观察，作战指导方针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这一句话比武汉本身重要得多——重庆方面已经摆明，丢城可以，命脉不丢。
 
仗打了四个多月。日军确实占了武汉，可付出的代价让大本营脸色发青。前线疲惫、后方空虚、占领区"治安不良"，华北的八路军在敌后越打越活。10月武汉易手那天，日本国内报纸还在敲锣打鼓，参谋本部却在悄悄修订对华方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调子变了——不再喊"消灭蒋政权"，改谈"建设东亚新秩序"。说白了，硬吃吃不下，开始想啃。
 
讲到这儿要插一句。很多人以为日本是1945年挨了原子弹才认输的，那是对外的认输。对中国战场内部认账，时间早得多。
 
真正白纸黑字的认账，在1940年11月13日。
 
那天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措辞冷静得像一份止损报告。所谓"长期战方略转移"，翻译过来就是——速胜不可能了，剩下的只能熬。同一份纲要里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要求"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这不是进攻者的口吻，是被战场拖住的人在算账。
 
那年日本还在干一件事，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表面叫"政略并用"，骨子里是想换个对手谈判，因为重庆这边谈不动。汪政权挂牌那天，重庆没人理。蒋介石在日记里只写了几行字，国际上更没一个大国承认。日本人精心张罗的"和平"，撂在那里成了空盘子。
 
到这一步，日军在中国的处境已经定型——占着大城市、铁路线、海岸线，却管不了广袤的乡村；正面打不垮国军主力，敌后剿不灭共产党根据地；想抽兵又抽不动，因为一抽，占领区就乱。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日本干脆把赌注押到南洋，打算先解决资源问题再回头处理中国。这一押，反而把自己彻底拖进了更大的泥潭。
 
有意思的是，连日本人自己写战史时，都不太愿意把"放弃征服中国"标在某一天上。东京裁判后整理的《战史丛书》里，对华政策这一段反复用"逐步调整""转移方略"这类绵软的词。从政略上认账简单，从心理上认账难。
 
如果非要给个节点，史学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两个——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在军事上失去了速胜可能；1940年《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出台，日本在战略上正式承认无法征服中国。前者是地图上的事实，后者是文件里的认账。
 
剩下的五年，是一场谁也不肯先松手的硬扛。日本扛到本土被炸、关东军被苏军一口吞掉；中国扛到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签字的那一刻。
 
冈村签完字，把佩刀解下来放在桌上。据当时在场的中方军官回忆，那把刀的刀柄还系着一根旧丝绦。八年前从东京出发时系上的，到这天，颜色已经看不出原样了。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