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栋“又旧又脏”的老楼，和周围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显得格格不入，但你可别被它的“旧”骗了。这栋楼叫上海大厦，以前叫百老汇大厦，是1934年就建成的“老古董”，当年可是上海的地标，也是外滩建筑群里唯一的高层建筑。它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接待过无数中外名人，连周总理都在这里住过。
 
 
在上海，沿着外滩往北过了外白渡桥，你会撞见一栋咖啡色的老楼。
 
 
它不高，身边那些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比它挺拔光鲜多了，墙面在大太阳底下甚至显得灰扑扑的，像个来不及收拾的“老克勒”。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栋看似过时的楼凭什么在外滩这片寸土寸金的金融腹地，一站就是将近一百年？
 
 
这栋楼叫上海大厦，1934年建成，原名是百老汇大厦。
 
 
站在它的十八层露台上，脚下就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交汇点。
 
 
朝外滩望去，五十二幢风格各异的建筑挤在一条弧线上，英国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全匍匐在脚下。
 
 
对岸陆家嘴的现代高楼与你隔江对视。
 
 
当年这栋楼花了五百万两银子，不仅是外滩建筑群里唯一的高层，还是解放前上海第二高楼。
 
 
大堂里那台奥的斯老电梯，从运进来那天一直转到现在没停过，连奥的斯公司创始人的孙子看了都竖起大拇指。
 
 
1930年夏天，英商业广地产公司看中这块地，请来英国建筑师法雷瑞操刀。
 
 
他把楼体弄成八字形，从十一层往上逐层收进，像一座咖啡色的阶梯山岳。
 
 
双层铝钢框架结构，钢架全从英国道门钢厂运来。
 
 
在苏州河边软土地基上打桩是件提心吊胆的事，但满堂洋松长桩加现浇箱形基础，硬是撑起了这座高楼。
 
 
1934年大厦竣工，外墙是浅褐色泰山面砖，底部贴着暗红花岗石。
 
 
其内饰相当考究，奥的斯电梯、三角钢琴、英式斯诺克台球桌，四楼还有个能停八十辆车的室内停车场，当时全上海头一遭。
 
 
落成那年，《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的高级编辑、汇丰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的高管，全挤破头想搬进来。
 
 
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事变，大厦被日本人强行占走，英商业广地产公司不得不把楼卖给日本恒产株式会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楼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收走，变成励志社第七招待所，紧接着美军开进来，顶层飘起星条旗。
 
 
1947年元旦，上万名上海学生把大厦围得水泄不通，高喊“美军从中国滚出去”，几个胆大的同学爬上屋顶一把扯下美国旗。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派一个营钻进大厦，用机枪堵住解放军过外白渡桥的路，上级不准动用重武器，要保住大上海的坛坛罐罐，解放军只好分两路侧翼夹攻，硬拔掉这颗钉子。
 
 
1951年5月1日，陈毅市长把牌匾一换，“百老汇”三个字不见了，“上海大厦”的名字挂了上去。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局统战部把办公室搬进大厦十一楼，宿舍搁在十二楼。
 
 
陈毅兼任统战部长，三天两头给工商界人士吃定心丸。
 
 
他跑到荣毅仁家里串门，两人一起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事传出去后整个上海滩都炸了锅。
 
 
工商界想不到，共产党的市长会跑到资本家家里听交响乐。
 
 
住在这栋楼里的名人多得写不下：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宋庆龄在1415房间住了半年，郭沫若的日本籍夫人郭安娜带着五个孩子从日本跑来，郭沫若在国内成了家，安顿不下她们，只好把人安顿在大厦里。
 
 
安娜一住就是几十年，到去世那天户口本上的住址还写着上海大厦。
 
 
1962年郭沫若来看她，挥笔写了首诗：“登上天梯十八重，汪洋上海鼓东风”，这幅字现在还挂在十八楼贵宾厅。
 
 
周总理对十八楼露台情有独钟，先后二十七次陪外国客人来这里。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的工作团队在大厦里进进出出，推动那份改变世界格局的文件出炉。
 
 
1973年9月，周总理拖着病体最后一次陪外国客人来这里，他陪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两人站在露台上望着上海的天际线，谁也没多说什么。
 
 
两个月后蓬皮杜去世，周总理自己也走到了生命尽头。
 
 
从1956年起，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批世界各国政要爬上过那个小小的十八楼露台，如今它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把这栋咖啡色老山的阳光都挡住了。
 
 
但它一声不吭，就那么沉着脸稳稳坐着，它像嵌在上海这繁华大都市皮肉里的一块老骨头，不显眼，却撑起了一段不容忘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