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那年农历八月，高邮城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紧张。运河边上，风里都带着股凉意。监狱里头更是阴森，几十号人挤在草窝里，白天盼天黑，天黑了又盼天亮。

他们不是普通犯人，大多是地下党和武工队的骨干，被国民党还乡团抓进来，个个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越狱的计划早就悄悄传开了。原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和区长于哲人是领头人。他们把人分成三拨：第一拨由身强力壮的郭广富带队，负责冲出去夺大门。

第二拨由黄益民指挥，专管剪电线、放火制造混乱；第三拨在于哲人带领下，负责砸开其他牢房，解救更多人。

约定的信号是西边牢房蒋庆红唱一段京剧《萧何追韩信》。只要那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一响，大伙儿就把攒了许久的力气全使出来。

可惜，人里头出了叛徒。那个叫柳家兆的，平日里挺积极，关键时刻却吓破了胆，偷偷向看守告了密。

结果，戏唱到一半，牢门外突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荷枪实弹的保安队把各个监舍围得水泄不通。

计划彻底败露，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几个人被拖出去，鞭子、棍子、冷水轮番上阵。那顿打，真是昏天黑地。几个人被抬回牢房时，只剩一口气了。

过了些日子，看守突然打开牢门，把黄益民这批“要犯”叫了出来。手铐脚镣卸了，换成了粗麻绳，一道道缠在身上，勒得紧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拉去东门外大窑墩枪毙了。

黄益民挨着沈恒铸走，低声嘱咐，到了地方，口号要喊得响亮，不能给共产党丢人。沈恒铸却觉得不对劲，他悄悄瞥见队伍没往东边走，反而拐向西边，那是城里热闹的地方，从来不是刑场。

队伍一直走到国民党二六八团团部大院。代团长张我疆站在台阶上，一身军装，脚蹬皮靴。他没急着下令开枪，反倒说了一番话。

他说共军快打过来了，地方政府把这些“要犯”移交给军队，要带着他们往南撤，路上谁敢乱动，就地正法。这话听得大伙儿一头雾水，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天夜里，这支奇怪的队伍就上路了。沿着运河大堤往南走，秋风刮在脸上像刀子。队伍里有个叫高春兰的女同志，身子本来就弱，走了几里路就瘫在地上，喘着气跟士兵说走不动了，干脆毙了吧。

士兵报告给坐在车里的张我疆，张我疆摆摆手，让士兵把她架到河堤下面去。紧接着，“砰砰”两声枪响，在黑夜里格外刺耳。黄益民心如刀绞，以为高春兰真的没了。

没过多久，吴克春也走不动了。同样是两个士兵把他拉到路边，“砰砰”两声。这一路上，枪声断断续续，原本十几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黄益民、于哲人等四个人，踉踉跄跄到了张家庄。

到了张家庄，几个人被关进一间冰冷的土屋。半夜，张我疆又来了。这次他的态度变了，语气里透着疲惫。

他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个尽头。他决定把这些人都放了，让大家回家做个老百姓，好好过日子。

绳子被解开，几个人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等他们一路讨饭、躲躲藏藏回到高邮城，找到组织报到时，却撞见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高春兰和吴克春居然好端端地站在那儿，正四处打听他们的消息。原来，那晚的枪声，全是朝天放的。张我疆早就吩咐过，吓唬吓唬就行，千万别真开枪。

后来才知道，张我疆是个明白人。眼看局势动荡，他不愿再替腐败的政权卖命，更不想手上沾满同胞的血。

他带着部队南撤，顺手把这批地下党救了下来。这事儿在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我疆因为那段历史吃了官司，被判了十五年。

黄益民、于哲人这些当年的幸存者，听说后赶紧站出来作证，把当年的救命之恩一五一十讲给法院听。

那时候，张我疆已经去世七年了。法院根据这些证词，撤销了原来的判决，给他平了反。虽然没有人为他立碑，但在黄益民、于哲人、高春兰这些人的心里，那块碑早就立下了。

那是一块记着恩情的碑，记着在那样的乱世里，哪怕是对立的阵营，也还有人性在闪光。那一年，他们以为自己死定了，却没想到，是敌人救了他们。这世道，有时候比戏文还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