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华北沦陷区那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给侵华鬼子端茶送水的"女汉奸"，真是令人不齿。

但她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1937年石家庄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系统性地在石家庄、保定、天津等占领城市组建了女子宣抚班。

专门以中国女性为前脸儿，推行所谓"宣抚工作"：散布"大东亚共荣"谬论、刺探地下抗日情报、对妇女儿童进行"思想感化"。金翠娥就是这套机器里的一个主动齿轮。

她是富商太太，本可明哲保身，却选择以"保住财富"为由当上了宣抚班骨干，替侵略者做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

他们最惯用的一招，是对准孩子。

宣抚班成员走进学校，以"文化辅导员"身份出现，给孩子发糖果、讲故事，一边把"中日亲善"的说辞一点点灌进去。

手是软的，话是甜的，毒却是真实的。那些孩子不知道，接过糖果的那只手背后是什么。

说起来，日军之所以要设计这套机制，正因为他们明白：枪炮能占土地，但占不了人心。想让人心死，得靠自己人去做。金翠娥们，就是这把钥匙。

就在石家庄被攻占的前一年，东北的密林里，一个叫赵一曼的四川女人正被押送向刑场。

她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赴东北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1935年在黑龙江珠河县战斗中负伤被俘，日军严酷审讯，始终问不出一个字。

1936年8月2日，押送途中，她请看守递给她一张纸，写下留给儿子的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时候了。"

写完，她把信叠好交出去，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一岁。

一边是富商太太为保财产端着茶盘走进日本人的宴席，一边是一个农家走出的女孩在刑场上把最后一句话留给了儿子。

1937年，上海，陈波儿也面临自己的选择。她已是沪上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名利俱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她没有留在灯光亮堂的片场，而是加入救亡演剧队，辗转武汉、重庆慰问演出，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入党。

讲真的，延安的条件跟上海比差得不止一点两点。没有像样的剧场，演出舞台是黄土地，戏服是烂棉布缝的，靠油灯照明排练。

陈波儿就在这里，排演了一部部反映抗战现实的话剧，还参与创建了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革命电影史的重要起点。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翠娥们应当背过这句话，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活法；陈波儿和赵一曼们或许没有刻意想过它，却用自己的一生把它写了出来。

战后，历史完成了它自己的清算。女子宣抚班成员被逐一清查，情节严重者依律重处；陈波儿走向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舞台中心，赵一曼的名字被刻进了无数纪念碑里。

同是那片土地上生长的女人，面对同一场战争，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那些在最黑暗的年代守住良知、以身报国的她们，难道不正是这个民族能挺过来的最深的底气？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妇女抗日英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