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贺龙向毛主席反映王震近况，毛主席赞许王震坚持原则，绝不落井下石，令人钦佩！
1959年初夏的中南海，几位老红军在灯下谈起庐山会议后的风云。有人提醒：“老王最近怎么样？”贺龙放下茶杯，“还能怎样？嘴上不说，心里还惦记着老彭。”毛主席听完，慢慢抬头：“王震这人，有原则，不落井下石。”一句评语，让屋子里的气氛为之一顿。为什么偏偏是“有原则”四个字？故事要从十多年前的一次南行说起。
1944年深秋，三五九旅刚刚把南泥湾的荒滩改成米粮川。正当官兵忙着收割，中央突然派人带来电报：抽调大批干部奔赴华中，冲破封锁，建立新的根据地。会上原只打算抽几百人，王震却主动站出来，说得干脆：“干脆我把全旅带下去，一鼓作气。”他清楚，华中是兵家必争之地，掌握那里，就等于在未来内战中拿到向南突进的跳板。毛主席同意，但也提醒“路上不易”，只留下一句话：“务必活着回来。”

出征第一晚，部队穿过豫西山口。敌军不是纸糊的，薛岳和王陵基在长江以北布下三道封锁线。队伍夜行昼伏，饥一顿饱一顿。走到平江，老乡自发把门板搭成浮桥，送来一担担红薯。王震没多说感谢，只吩咐炊事班快煮，“弟兄们吃饱，不然过不了山。”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他开创了一套“打得快、走得快、散得快”的节奏，三五九旅像一股细流，时隐时现。63天后，他们带着被俘的数百名敌军和厚厚一摞土改材料重返鄂豫皖，任务完成，却连马刀都卷了刃。

战场上看似粗豪的王震，其实极重规矩。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临时会议，彭德怀掐着表等人。“怎么还不见他？”副官压低声音。就在众人微皱眉头时，门帘一挑，王震满身黄土闯进来，把一张手绘地图铺在桌上：“敌前沿阵地，就在这几处高地。”彭德怀脸色沉，“你又自己跑前线？要是出了事，咋办？”王震笑了笑：“总得摸清楚再打。”会议拖延了半小时，却因此拿到了扶眉战役最关键的情报。结果大家都知道——10天后，胡宗南部的4万人被横扫出西府平原。
事后，彭德怀照章在通报里写了“擅自冒险”四个字，处分未免。这次小摩擦，却让后人看到另一层面：军纪需要铁面，指挥同样需要一线感。两个人风格迥异，却在共同目标上握手言和。也正因如此，等到1959年再提及彭德怀，王震一句“民族英雄”没有丝毫犹豫。毛主席听在耳里，用“有原则”概括其态度，实非客套。

枪声停歇，新任务接踵而至。1954年2月底，中央决定把鹰潭至厦门的铁路交给铁道兵。线路横穿武夷山脉，地质破碎，岛链局势又紧张，工期只能压缩到两年多。王震接任司令员，第一件事不是开动员会，而是让参谋把沿线所有断崖、暗河一一编码，一周后勘测队就扎进山里。有人劝：“部队刚打完仗，休整下也好。”他摇头：“抢时间，就是抢主动权。”26个月后，最后一段轨枕敲定，他站在厦门北站，望着远处海面说，“这条线，将来要通到更多地方。”
铁路投入运营那天，新华社通稿只用了短短几十字，提到铁道兵吃住在洞里、啃树皮打隧道。背后的组织艺术与统帅能力，却没有写进新闻。事实上，十万官兵分成20多个大队，先后搬进2200多个工棚，数月之间完成勘测、爆破、架桥，靠的是战场锻炼出的协调力。战时是兵，平时是匠，这种角色切换，折射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独特动力学——战争年代锻造的干部，被推向经济战场，依旧要求“能打仗”。

王震此后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国家副主席。职务更迭，做人原则未变：对同志不打落水狗；对任务不讲价钱；对自己不留退路。有人形容他“火炮性子”，也有人感慨其“愿为难事担责”。历史留下的，既有硝烟里的侦察图，也有山岭间的铁轨。无论战争还是建设，他始终保持那股劲头——说到做到，不抛弃伙伴，不撂下职责。这大概就是毛主席当年点出的“有原则”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