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软禁期间的伙食非常好，参与看管他的特务邱秀虎回忆说：“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学良，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平时他很少喝酒，也不吸烟，有时饭后偶尔吸一支烟，只吸半支就不吸了"。然而张学良却说：我的生命36岁就结束了。

主要信源：（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1936年冬天，西安城里的枪声停了没几天，张学良就陪着蒋介石坐上了去南京的飞机。

那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是担起责任，没料到这一去，自己的人生就换了轨道。

飞机刚落地，周围等候的武装人员就把他接走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真正自由过。

在南京住了没多久，他就被送到了奉化溪口雪窦山。

那地方是个风景区，住的是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原本是给游客歇脚的。

为了安置他，整个招待所都停了营业，里外重新收拾过，装了火炉，铺了地毯，就等他一个人住进去。

负责看守的是军统派来的特务队，队长叫刘乙光，带着三十多号人，日夜轮班盯着。

山底下还有宪兵把守，进山的路口设了卡子，谁想上去都得经过盘查。

每天晚饭之前，副官应汉民都会过来问第二天的饭菜。

张学良想吃什么，后厨就做什么。

每顿饭总有八九个大菜，吃完还有水果。

他喜欢吃花旗橘子、美国苹果，那时候这些东西在国内不容易见到，特务队就每周往宁波跑，专门去大商行采买。

要是买不到新鲜的，就买外国罐头回来。

宋子文也常给他寄整箱的水果和可口可乐，他一天能喝三四瓶。

不光吃得好，穿得用得也不差。

屋里铺着羊毛地毯，摆着席梦思床，卫生间是抽水马桶，冬天烧着壁炉。

门口站着岗，屋里有人伺候，连洗衣做饭都有人包办。

他也不是整天关在屋里。

天气好的时候，他让人把椅子搬到廊下晒太阳，然后去饭厅吃早点，火腿蛋、牛奶、橘子，全是西式吃法。

午饭有特务队长陪着吃，吃完下棋。

可这种日子，终究是关着的。

刚到雪窦山那阵子，他整天不说一句话，饭也吃得少，蒙着头睡觉。

有天夜里，他睡觉把背心垫在身子底下，看守的特务觉得奇怪，趁他翻身去摸，被他发现了。

他气得大骂“缺德”，这是他被关以来说的第一句话。

这话他后来没少说，可更多的憋屈是没处说的。

他不能下山，不能见外人，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

偶尔有东北军的老部下在山上碰见他，敬个礼，事后特务就把所有人都查一遍。

蒋介石还给他安排了“读书会”，找个老秀才天天来讲四书五经，让他“多读点书”。

送东西来的陈布雷，顺便把当年结拜的金兰谱退给了他。

他当场把蒋介石送的钓鱼竿折成两段，可除了折竿子，他什么也做不了。

1937年抗战爆发，他的软禁生活也开始到处搬家。

从雪窦山转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湘西沅陵，后来又去了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

每换一个地方，都是临时征用的房子，住进去就封起来。

抗战时期物资紧张，吃喝自然不如从前。

在贵州那几年，他住的是山洞，潮气重，墙上直掉皮。

于凤至那时病得厉害，要去美国治病，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赵一荻就从香港赶过来，那时候她还不到三十岁，把孩子托给别人，自己进了山。

她看着山洞里的日子，心疼得直掉泪，可也只能学着种菜、养鸡、缝补衣裳，一点点把日子过下去。

张学良的眼睛在那阵子越来越不好，看书得眯着眼，没事就跟洞口的野猫说几句家乡话。

1946年底，他又被送到了台湾。

飞机降落在台北，接着往山里走，到了新竹的井上温泉。

那地方是日本时期留下的旧木屋，四处漏风，连电都没有。

晚上点煤油灯，听个收音机都得用干电池。

他和赵一荻自己动手在院子里种菜、养鸡，曾经的少帅，就这么在深山里过着日子。

宋美龄送过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他每天靠着它听点外面的消息。

可四周还是五道封锁线，特务像影子一样跟着。

那几年里，他最高兴的事就是过年。

年夜饭吃完，一家人凑在一起打牌，他眼睛不好、耳朵也背，却总能赢，这点小事就能让他开心半天。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50多年。

从36岁到90岁，他住过的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看管他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可那道门始终没开。

直到1990年，他才真正走出那座围了半辈子的院子。

那时候他走路都得人扶着，坐在轮椅上去了美国，见到了几十年没见的亲人。

赵一荻一直陪着他，直到在那里去世。

一年后，张学良也离开了人世，活了101岁。

一个曾经统领几十万大军的将领，从壮年等到白头，所有的雄心壮志全耗在了山沟里的木屋里。

但对张学良来说，再好的吃食，也抵不过没了自由的滋味。

他晚年常说，自己的事情到36岁就结束了，后面的日子，不过是在等时间过去。

这话听着平淡，可里面藏着的，是整整54年的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