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农妇马宗英弄到了300发子弹，正准备送给八路军，路上却遭到了伪军检查。危急时，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过去，带头的伪军打开布包看了一眼，脸色大变，立马堆起笑脸，点头哈腰地说：“婶子，原来是您啊，您慢点走！”

伪军头子一边把布包塞回马宗英手里，一边挥手让身后的弟兄们让开道。马宗英心里那颗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地，脸上却不露半分慌张，只淡淡应了声“嗯”，便揣好布包，推着独轮车继续往东边土路上走。走出百来步远，她后背的冷汗才唰地一下淌下来，刚才那一关，要是露了馅，别说三百发子弹保不住，自己这条命也得搭进去。

说起来这三百发子弹来得很不简单。马宗英的娘家在河北清苑县，她男人早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牺牲了，组织上看她胆大心细，就让她当了地下交通员。这回是冀中军区一分区急需弹药，她通过内线从一个投诚的伪军班长手里接下了这批货。三百发七九步枪弹，分量不轻，她拆成三包，塞在独轮车暗格里，上头压了两袋子红薯干，假装赶集去。从她住的李家庄到接头地点张家沟，十五里路，中间得过一个炮楼，伪军最爱在那拦路搜查。

她算准了晌午头换岗的时候人困马乏，可没成想今天带队的这个伪军头子格外勤快，大太阳底下愣是挨个翻过往乡亲的担子。前头一个卖梨的老汉被翻得精光，梨滚了一地，老汉弯腰捡的时候，伪军还拿枪托子捅他脊梁骨。马宗英看得心里冒火，但她知道不能硬碰硬，只能耐着性子等。轮到她了，那伪军头子斜着眼打量她的独轮车，手已经伸到红薯干底下了。千钧一发，马宗英咬了咬牙，掏出怀里那个布包递上去。

布包里究竟装的啥？这还得说道说道。马宗英有个绝活，她男人活着的时候，在保定府给一个姓吴的伪军队长当过勤务兵。后来她男人死了，那吴队长倒是念旧情，逢年过节还让人捎几块大洋接济她。一来二去，马宗英弄到了一张吴队长的名帖，上头印着官职和名字，还盖了私章。这在当地伪军眼里，那就是顶头上司发的“通行证”。可这东西只能糊弄一时，万一吴队长知道了，她也得吃不了兜着走。但今天这节骨眼上，不赌一把就没命了。

伪军头子打开布包一看，那朱红色的名帖刺得他眼珠子一缩。他认得吴队长的字和章，心里头立马转了好几道弯：这穷婆子怎么跟吴队长搭上的？是亲戚？还是有别的门路？保不齐是吴队长安插在乡下的眼线。得罪了她，回头在吴队长跟前递句坏话，自己这身皮就得扒。这年头当伪军不就是混口饭吃嘛，犯不上较真。所以他赶紧换上一副奴才相，恭恭敬敬把人家送走。

马宗英推着独轮车走出二里地，拐进一片高粱地，这才停下来喘口气。她把独轮车推到沟里，扒开红薯干，摸了摸那几包子弹，硬邦邦的还在。远处炮楼上的太阳旗半死不活地耷拉着，风一吹，像块破抹布。她忽然觉得可笑又可悲，这帮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看着威风，实际上骨头比谁都快。他们怕的不是一个农妇，怕的是那条往上爬的链条断了，怕自己哪天也成了被抛弃的狗。马宗英从这件事里悟出一个理儿：你越软，他们越欺负你；你亮出点他们摸不透的底牌，他们反倒腿软。

天黑之前，她赶到了张家沟村外的土地庙。接头的八路军战士接过独轮车，掀开暗格，三百发子弹在暮色里泛着铜光。战士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不出话来。马宗英拍拍身上的土，只说了一句：“下回有货，还给我留着。”回家的路上，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想起死去多年的丈夫，想起那些在炮火里倒下的人，心里头又酸又硬。这些子弹明天就能打到鬼子身上，值了。

回过头看，马宗英这番冒险靠的哪是什么狗屁名帖，靠的是那股子豁出去的胆量。这世道，有人当汉奸，有人当英雄，区别就在心里那杆秤往哪边歪。伪军头子放行的那一刻，他不是没怀疑过，只是懒得较真，他怕得罪人，怕丢饭碗，怕横生枝节。而马宗英什么都不怕，因为她要保的不是自己的命，是后方那些子弟兵的命。一个怕字，能把人变成鬼；一个不怕，能把一个普通的农妇活成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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