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国民党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正在写交代材料。每天按时送来的报纸，他本来只是随手翻翻，但那天头版上“美军在仁川登陆”几个粗体字，让他一下子来了精神。
当晚他写一篇关于朝鲜战争走向的预测文章，中心思想就一句话——“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写完他还不尽兴，放下笔又甩出一句：“共产党要是能打得过美国，我从此以后倒着走路。”
这话很快传遍了功德林的每间囚室。对于抗美援朝，功德林战犯当时有两种心态：一种像文强，幸灾乐祸等着看热闹；另一种像杜聿明，认为在对外战争面前，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

先说那帮等着看热闹的。
黄维的表现最为惹眼。他听说美军参战后，整个人亢奋得不行，大冷天用冷水冲澡，说是要把身体练好，“等老蒋来接”。
旁边王耀武看穿了他的心思，跟郑庭笈嘀咕：“他这是等老蒋回来接他呢。”两人相视一笑，却笑得很复杂。
黄维这种人不算孤例，康泽、王陵基等人甚至敢拿自己脑袋打赌，说美军必定取胜。这帮人大多在国民党军中位高权重，有人跟美军顾问同桌吃过饭，有人摸过美式潘兴坦克的主炮，对美军的装备优势有切身体会。在他们看来，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军，那是“侥幸”；可要拿这些家底去跟美国硬碰硬，简直是以卵击石。

但另一拨人，从战争打响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讨论变成争吵，当有人幸灾乐祸等着美军打到鸭绿江时，杜聿明站起来，态度鲜明地说：“这是一场对外的战争，我是一名中国人，你们，也是！作为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在哪一边，不必我多说。”
杜聿明不是说说而已，他和王耀武等人合著了一篇长达六万多字的文章，取名《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把自己多年来对美式装备和美式打法的认识全部写了进去。
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一开始对杜聿明很不以为然，但很快他们就被一盆冷水浇醒了。
志愿军入朝之后，首战云山，跟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正面交手，志愿军完胜。战报传到功德林，整个院子鸦雀无声。随后长津湖战役的捷报接踵而至——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中，志愿军穿着单衣单鞋把美军陆战第一师打得丢弃全部重装备、从海上仓皇撤退。
沈醉拉着几个懂战术的人，用最简陋的材料搭了个沙盘，把云山和长津湖两场仗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推来推去，不管怎么复盘，结果都是美军必败。推演结束，屋子里没人说话，最后不知谁冒出一句，声音闷闷的：“服了。真服了。”
最有戏剧性的还是文强。他写的五千字“美国不可战胜”的预测文章还摆在管教干部的桌上，志愿军就一仗接一仗地打胜了。等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那天，黄维也在功德林上演了一出令人难忘的“压轴戏”——这位一直为美军站台的国民党中将，听到美军最终战败的消息，正咬着筷子吃饭，忽然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晕倒在地。
昔日最迷信美军的战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为美军的失败画上了句号，功德林里的人提起这事，都摇头说：“这人啊，认输也认得比别人惨烈。”

思想被打通了，行动上也就跟着变了。
那段时间功德林里最壮观的场面，是昔日养尊处优的将军们抢着炒炒面。炒面是志愿军的救命口粮——一把炒面一把雪，能顶一天。杜聿明当时一身是病，常年跑医院，但他坚持参加劳动，跟大家一起围着大锅翻炒面粉。
邱行湘更是出了大力气，此人力大无穷，每天扛着两百多斤的麻袋来回搬运原料，制作炒面数量稳居功德林第一。
一帮曾经互有嫌隙的战犯——陈诚土木系的、军统特务帮的——在炒面这件事上放下了旧怨，互相监督，保证质量。连最顽固的黄维，后来也被拽进了炒面的队伍。有管教干部后来回忆说，功德林炒出来的炒面“脆而不焦”，品质极好，连前线志愿军战士都夸过。
当时，功德林战犯争着为抗美援朝出力，并不是只有炒炒面。
吴绍周，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是功德林里为数不多真正摸过美式潘兴坦克主炮、跟美军教官同吃同住过的将领。
中央军委派人到功德林征求对美军的战术意见，名单上着重圈出的就是他的名字。
那天晚上，他在油灯下写了两条建议：一是夜间隐蔽行军，利用夜色抵消美军空中火力优势；二是近战贴身缠斗，让美军的重炮和飞机使不上劲。他还在草稿旁边画了坦克履带、炮塔结构、光学瞄准镜，不时夹注英文缩写。
管教干部抄录完这些手稿，暗暗吃惊——吴绍周提出的核心思路，与志愿军正在部署的“运动穿插、分割包围”战术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志愿军在云山、长津湖大量运用的夜战和贴身打法，就与吴绍周提出的思路高度吻合。

关于抗美援朝对功德林战犯所造成的心理冲击，郑庭笈说过一句话：“原来不是我们太弱，而是共产党太强了。”
这是当时功德林战犯的普遍心理，因为抗美援朝，他们战败的耻辱感被稀释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被以一种震撼的方式重新点燃了。
功德林的一位学员在日记里写道：“以前想的是反攻大陆、恢复旧制，现在想的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在他们看来，抗美援朝前面是应该冠以“伟大”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