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8岁张大千，向女儿闺蜜徐雯波求婚。洞房花烛夜，16岁徐雯波羞答答地喊道："伯伯。"张大千连忙捂住徐雯波嘴巴，说道："从今天开始，叫我大千。"

这话在成都社交圈里传开，没人觉得浪漫，只觉得荒唐。可要真正看懂张大千这个人，光盯着这桩婚事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1920年代，张大千就已经凭另一件事震动了整个画坛。张大千仿石涛出神入化，骗倒了无数鉴定名家。

黄宾虹当时是公认的权威，手里藏着一幅石涛真迹，张大千开口借阅，黄宾虹几次婉拒。张大千不服，暗中临摹了一幅，悄悄放在老师曾农髯家中。

某日黄宾虹登门，见到这幅画，当场爱不释手，主动要出钱买。张大千不要钱，只说拿黄宾虹那幅石涛来换就行。黄宾虹当场答应，浑然不知自己用真迹换走了一张仿作。这件事后来在画坛被人们反复转述。

张学良也没能幸免。少帅酷爱石涛，重金收罗了不少藏品，结果发现其中混了几幅张大千的仿作。换了别人怕是当场发难，张学良却反过来好奇：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两人就此相识，竟成了朋友。大英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里，至今仍藏有后来被证实出自张大千之手的仿古之作。

仿古是张大千磨砺技法的一条路，另一条路，他走得更远，也更艰难。

1941年春，张大千带着弟子和家人从成都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单是物资运输就动用了七十八辆驴车：画布从青海塔尔寺购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从西藏转运而来。

抵达敦煌后，张大千还特地从青海塔尔寺聘来五位藏族喇嘛画师协助调色、绷布。这哪里像是采风，分明是安营扎寨。

张大千在莫高窟一待将近三年。当时洞窟尚无统一编号，张大千逐一勘察，最终整理出三百零九个编号，这套系统后来被国际敦煌学界沿用至今，英文代号"C"，通称"张氏编号"。

他共完成临摹壁画两百七十六幅，此后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公开展出，全国一时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国学大师陈寅恪看后写道，张大千的临摹是"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画者，文之极也。"功绩与争议，往往共生。史学家向达于1942年到敦煌实地考察，亲眼目睹张大千剥去外层壁画以探查内里早期画作，将所见写信告知傅斯年、李济。

甘肃地方官员随后向张大千下了逐客令。此后数十年，这段公案争议不休。1949年甘肃省参议会曾作出结论，认定张大千并无毁损壁画的情事，但学界始终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带着这份争议，张大千继续走向更远的地方。

1956年，张大千携徐雯波来到巴黎，先在卢浮宫举办近作展，又在东方博物馆展示敦煌壁画临摹。

法国评论界对展览赞赏有加，有人撰文说，当时西方画坛中能与张大千比肩的，唯有毕加索。张大千听说后，动了亲自登门拜访的念头。

留法的中国画家没人愿意牵线，张大千便让翻译直接致电毕加索的秘书，几经周折才争得一次见面的机会。

1956年7月29日，张大千夫妇来到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尼斯港的别墅。毕加索破例穿戴整齐，刮净了胡须，出门迎候。

落座后，毕加索捧出五大本画册，说自己正在学中国画，请张大千多加指点。张大千翻开一看，满是仿摹齐白石的花鸟习作，笔法还相当稚嫩。

毕加索那天说了一番话，令张大千印象深刻：在毕加索看来，这世间谈到艺术，中国居首，日本其次，而日本的根也在中国。

所以他始终不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要远赴巴黎学画。两人临别互赠作品，毕加索将《西班牙牧神像》题赠张大千，张大千则回赠了一幅《墨竹图》，落款写道"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此次会面被欧美多家报刊誉为"东西方画坛的历史性会见"。

陪在张大千身边走过这一切的，始终是那个洞房夜喊了一声"伯伯"的徐雯波。